1924年12月，孙中山先生北上北京，并以国民党总理名义指派了一批从事革命实际工作的人员，分赴边远闭塞地区宣传其《北上宣言》中的政治主张。当时本文作者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分管宣传工作。12月4日中山先生抵达天津时，作者在李大钊、丁惟汾、王法勤等人的带领下，在法租界码头列队欢迎。

中山先生下榻天津后，作者接到北方执行部秘书路友于的口信，说中山先生要接见他……

在天津，丁惟汾带我晋谒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坐在床边的写字台旁，经丁介绍后，中山先生很高兴地握手问我：“你能回去一趟，宣传宣传我《北上宣言》的政治主张吗?”我说：“先生给我的任务太光荣了，我能去。”他说：“干革命只要有勇气，什么事都能做到。”中山先生随手拿起桌台上一叠布纹信纸，准备给我写特派证书。丁惟汾劝中山先生休息，让站在床边的路友于代写，先生签名。中山先生说：“也好。”

过了片刻，路友于送来拟就的稿子。中山先生说：“就这样，行了!我去签名，再去盖章。”路友于顺手递给中山先生笔，中山先生签了名又加盖了“孙文之印”的名章。我接过证书，告辞时，中山先生还鼓励我说了一句“勇敢些!”

我即日回校，向学校请假(当时我还在北师大读书)。第二天乘京汉线到郑州转陇海路西去。与我同时到郑州的，有同时被派去陕西的屈武，他先去开封会胡景翼去了。我乘陇海路直达到观音堂终点，再雇骡车先到平凉。

我离京时，有人提醒我过西安时，最好不要暴露身份。但我到西安却有意地住在鼓楼东大街一家较讲究的旅馆，在住客簿上也有意写上“孙中山代表”，以探听其间对中山先生的态度。

此举果然引起了旅馆夜间查店士兵的注意，把我从头到脚端详了一番，以疑惑的口气问我：“你真的是孙文的代表吗?”他直呼姓名我有点不高兴，也询问他们：“你们真是刘镇华督办的军官吗?”他们悻悻而去。

过了不久，我已就寝，有两个军官敲门，问我：“李代表，请看你的证书，督办要见你。”我想起中山先生临行时说要“勇敢些”的话，不禁全身是力，愤然答道：“我有证书，但不能让你看。我要赶路，没有见你们督办的时间。”第二天，两个军人一大早来了，态度很客气，说孙先生代表来，有失招待，很抱歉。

我继续乘骡车西行。先后去甘肃平凉、天水等地，召集了七次各界群众大会，宣传《北上宣言》的政治主张，听者无不兴高采烈。除召开各县群众大会散发张贴宣言，我还给各校校长教职员留了大批宣传品，并在平凉、天水成立了一个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直属区分部组织，由来静安、汪青负责。

正在准备去兰州时，接北京市党部电，告知中山先生病逝，要我提早回京，参加总理丧葬筹委会。我把大批宣传品分寄兰州各中等学校及教育会，并写信给甘肃督办陆洪涛，告知我因先回京不能前来转达孙总理的致意而致歉。之后，我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离开天水，径回北京参加总理的奉安大礼去了。

（本文由江苏省政协文史委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