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仨”：杨绛（左）、丈夫钱鍾书（右）、女儿钱瑗

读到钱鍾书先生《围城》后不久，便知道了亦为作家的杨绛先生。

上世纪80年代初，读到自己十分喜爱的柯灵先生的一篇序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最近读到两本好书：钱鍾书同志的《旧文四篇》和杨绛同志的《春泥集》。都是薄薄的小册子，却含蕴了足够的重量。没有几十年铁杵磨针的功夫，是写不出这样的书来的。”柯灵先生是一代文章大家，他如此推荐的这两册书，一定不同凡响。从此我开始搜寻这两本“薄薄的小册子”。

题字《春泥集》

最早得到的，是一本更薄的小册子《干校六记》。当时在数家报刊上，见到有人谈及杨绛这本书，极言其精纯、含蕴内敛。也从这些介绍中，我知道了杨绛是《围城》作者的夫人，这几方因素凑在一起，使我十分想读到此书。四处寻访，不见踪影。1986年出差北京，在团结湖一带一家小书店觅得此书。书是真小，小32开，不到60页，书脊窄到几乎印不上书名，价钱嘛，只两角四分。现在大约没人乐意为这么薄而便宜的书出版费力了。

当时刚刚经过“文革”，人们在各种文字中对其批判的态度都十分激烈、严厉，但杨绛先生却用一种颇为平和的笔调来叙述她所经历的“干校”生活，令人感到沉着，感到一种富有深蕴但却恰当的表达力量。在火车上，我一口气读完了它。后来又陆续在其它几本集子中重读，更从中对混乱状态下人性的存活、延展有了深一步认识。

不久，我又在一家书店淘到一册杨绛的《倒影集》。杨绛先生是多面手。她写的剧本，得到李健吾这样的戏剧研究和创作大家的赞赏，还被著名导演黄佐临看中并搬上舞台；她的翻译，轻易不赞许人（尤其翻译）的傅雷十分认可；她写的小说，学者、作家施蛰存甚至说：“《洗澡》（杨绛的长篇小说）的作者，运用对话，与曹雪芹有异曲同工之妙。每一个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都在对话中表现出来……”运用对话的功夫，居然和《红楼梦》作者“异曲同工”，这赞许绝不一般。不过，读过这本《倒影集》中的文字，可以体会到施蛰存先生并非虚誉。

大约过了几个月，我终于得到了柯灵先生推荐的《春泥集》。这是一册文学评论集，收有几篇对《堂吉诃德》和萨克雷《名利场》以及《红楼梦》等作品的解读文章。这书我一下子买了两册，当时就存有妄念。回家后，我将一册放入柜中，另一册包好，冒昧寄给杨绛先生，希望她能为此书签字。

不久，杨先生寄回了题字本。名章之外，还加一亲笔签名。前不久拿出此书重读，见到这题字，仍感到十分亲切。

题字寄赠《斐多》

后来，我陆续将杨绛著作几乎收罗了一个遍：《回忆两篇》《记钱鍾书与〈围城〉》《将饮茶》《洗澡》《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垒起一摞。但常见报道他们夫妇不胜各方打扰又无可奈何的处境，便再不敢用题字之类事去烦他们。钱鍾书先生逝世，我虽然写过一篇短文发表，但没敢寄杨绛先生。算来，杨先生已是耄耋之年，增加她的负担，实在罪过。

可后来，我还是打扰了杨绛先生。2002年底，我再次将杨先生的几部作品取出来读。读有感触，便试着写出一篇短文《温润的杨绛》。短文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后，我有些多事，便将样报给杨绛先生寄去一份。在附函里，我顺便询问了何处可购到她翻译柏拉图的《斐多》。没想到，过了不久，杨绛先生竟直接寄赠给我一本，而且还在书的扉页题了字，虽然用的是圆珠笔，可十分工稳又自如。“工稳”又“自如”，不知道我用词是否合适。不过杨先生的笔收放自如，写得真漂亮。看着题字时间，算一算，老人已经93岁，真叫人惊服其坚韧的生命情态。

这部《斐多》，虽只有短短数万字，可它却是西方文化中有关正义和不朽（生、死）最早而重要的著述。翻译这部作品时，杨先生失去了爱女钱瑗，又失去丈夫钱鍾书……其时，她精神和身体交织的痛楚，一般人绝难体会。可是，如何从这种状态解脱出，她希望能找到一本可供逃避悲伤的书，一头扎进书里，忘掉自己……杨先生选中了《斐多》。反复阅读之后，她决意翻译它，为自己，也为更多人，找寻对“生死”“灵魂”的认识、启迪，甚至———答案。

一次通信

2005年，我与杨绛先生还曾有过一次通信。

当时，我读到一篇文章，作者说，1957年时，他正在武汉华中师范学院进修，期间参加过一次批判“右派”大会。这次大会，主要批判该校一级教授、全国著名学者钱基博。可是，钱基博此时已经去世，怎么办？“‘父债子还’，由死者的儿子钱鍾书捧着灵牌接受批判（XXX说捧着灵牌的不只有钱鍾书，还有钱基博的女婿石声淮）。”

读到此节文字，确实感到震惊。父亡，家属悲痛未绝，竟以捧灵牌代父受批，世所罕闻。由于其中牵涉到钱鍾书先生，手头恰好有数种钱先生著述及对其研究、纪念的集子，便试着看看还能否寻到相关的佐证。

钱先生的文章很少谈及自己，我所查寻到的他人文字，均未提到“捧灵牌”受批的异事。我有些好事，便将此事录出，寄给了杨绛先生。此时杨先生已95岁高龄，虽然偶尔还能见到有文字刊出，但随意打搅一位高龄长者，自然相当冒昧。故我在信中说，只想让先生知道有这个材料，仅此而已，请先生不必回信，以免操劳。

但很快，我还是收到了杨先生的回函。对于此事，杨先生明确地说：“所传钱鍾书捧着灵牌受批判事不实。”“一九五七年早春，钱鍾书赴鄂省视久病的老父，《槐聚诗存》一九五七年《赴鄂道中》五首之三，有‘三年五度过卢沟’之句。这是他最后一次赴鄂”。从引证的时间看，这当是1957年一二月间的事。之后，也就是“反右”运动开始后，杨先生说：“他父亲去世时，钱鍾书未能再请假，他在北京，没在他父亲身边，不可能捧着灵牌受批判。”

这样看来，事情十分清楚了。对于此事，杨绛先生认真回信，令我感动。这其中有辨正的内容，为不使谬错流传，我冒昧予以引录，希望以正视听。但愿这样做不违背杨先生的意思。

学识及为人，得自智慧

由于希求题字本，我与杨绛先生有了这一点接触，虽然有限，可先生的认真、周到、谦逊，还是给了我很深印象。人生在世，如杨先生翻译《斐多》中苏格拉底所说：“其实呀，一切美德只可以用一件东西来交易。这是一切交易的标准货币。这就是智慧。不论是勇敢或节制或公正，反正一切真正的美德都是由智慧得到的。”由此看去，杨绛先生的学识及为人，得自智慧。由于智慧，她为人祥和，为文温润。在她，或许是很自在的作为，凡常如我等，便是寻求的人生境界。企及此境界，绝非易事，我辈应当追摹。

杨绛先生及那一代贤人的风华照耀着，我们，跟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