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精神病患者，这是围绕着徐学玲的一个谜。10年前，山东省新泰市泉沟镇人徐学玲为了给被打伤的妹妹讨一个公道，开始上访。期间，她被鉴定为患有“癔症”，被镇政府送入精神病院。后来，因为上访“强拿硬要”徐学玲又被刑事起诉，起诉之时又被鉴定无“精神病”。（6月13日 澎湃新闻）

同样是因为上访，前后几年的时间，山东省新泰市信访群众徐学玲先后“被精神病”、“被无精神病”。那么，对于徐学玲来说，其到底是有精神病还是没有精神病，相应的情况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对于徐学玲来说，真的需要一个真实的答案，同时也是对公民信访权益的尊重和保障，对政府权力的一种约束。

对于徐学玲来说，信访已经给其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影响，身心更疲惫，丧失了参加女儿婚礼、生子以及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在这些不幸之后，法律应该给徐学玲信访事项及有无精神病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

与徐学玲“被精神病”一样，信访群众被精神病问题并不鲜见。在上海、在陕西、在河南、在辽宁，一些地方在对待信访群众中，只会用强制的办法，只要信访群众不闹事、不生事，信访压力就小了。在信访责任大于天、信访排名倒排的情况下，难免就会出现把信访群众送进精神病院，送入法制班进行学习、将信访群众关进废弃太平间等令人震惊的事情，这些情况的发生，已经严重违背了信访本义，更严重违背了法律对公民权益的保护，对行政权力的约束。

应该承认，一个人是否有精神病，确实是一个发展的状态。彼时有了精神病，不等于此时还存在精神病，或者说不等于此时就仍然处在发病期。但这种不确定性，不能随意给信访群众扣“精神病”帽子提供借口和辩解理由。

倘若是精神病，那么，信访群众的信访情况就应是无民事和刑事责任能力，就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违法责任。其被送往精神病院，也应该由政府通知其家属，由家属负责将“精神病人”送进精神病院。但是，对于徐学玲来说，其被送进精神病院，没有经过家属的同意，也没有告知过家属。单从这一点上，相应的程序就是违法的。

事情的发展总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在徐学玲的信访问题解决后，徐学玲再次上访，其又“被精神病”，发展到最后，徐学玲反而“被无精神病”，前后矛盾的鉴定结论，都是由徐学玲所在乡镇委托鉴定所得出的。截然相反的结论，是不是给委托者一个响亮的耳光？

病情固然有发展的可能，但信访群众有无“被精神病”的问题，却不能被无视。当“被精神病”鉴定只有涉事镇政府工作人员的证言时，这种鉴定本身就缺乏广泛的事实基础，是立不住脚的，缺乏对鉴定程序的严格遵守。徐学玲“强拿硬要”的事实，也应该由涉事乡镇政府给出应有的证据支持。通常意义上讲，一个访民和一个镇级政府，双方的力量对比显然前者的力量要弱小的多，岂能发生“强拿硬要”？

信访问题，事关信访群众本身权益能否得到重视和维护，事关当地信访部门如何管控信访案件，更事关当地政府如何看待群众权益和如何运用手中权力的问题。虽然经过多年发展，中央和地方也陆续出台了规范信访工作的文件，信访问题有所规范，但信访中行政权力强于公民权利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严格将信访行政权力约束在法律框架下刻不容缓。

只有当公民维护权益的渠道畅通时，政府依法推进信访渠道时，徐学玲上访“被精神病”和“被无精神病”的剧情才会减少。但这确实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显然需要基层政府在法治的轨道上坚定推进，需要严格落实政府部门的主体责任，只有把政府的行为，完完全全地放在法律的框架下，信访群众被精神病问题才不会出现反转。（张　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