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在哪儿？为何慢？

中央第十四巡视组向国资委党委反馈专项巡视情况时提出的四点意见建议中包括，“强化‘五大发展理念’，抓紧向‘以管资本为主’的监管职能转变，抓紧制定和完善国有企业改革各项配套制度，加大央企改革试点和总结推广力度。”

吴敬琏在6月30日的演讲中便直言：“首先要在认识问题上求得统一和共识，这是迈开步子往前走的前提条件。”吴敬琏特意举了一个反例说，“有些熟人是在国企部门的，他们就认为管人、管事、管资产还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情况之下，作为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公司治理怎么能够建立起来呢？”

如果说思想上达成共识属于“隐性因素”，实操阶段的种种现象则更易被观察。

在1+N的国改文件体系尚未全部出台的背景下，具有为全局蹚路意义的央企改革试点备受瞩目：早在2014年7月，国资委就公布了第一批央企“四项改革”试点名单，当时共有6家央企进入试点范围，但时隔两年，第一批试点企业的具体成果和状况至今仍未公开披露；参与第二批试点的名单，截止记者发稿时，也迟迟没有完整公布。目前公开资料可知的第二批试点信息仅有：今年2月，国资委副主任张喜武透露诚通集团和国新公司两家央企将成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企业；今年6月，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五矿与中冶的重组大会上宣布，新组建的中国五矿已纳入国有企业改革试点。

镇江市国资委副主任谭浩俊认为，国企改革进展缓慢，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的“冷热不均”。首先是“中央热、地方冷”，谭浩俊称，决策层对国企改革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可是部门和地方普遍出现了等待观望的现象。其次是“外部热、内部冷”，对新一轮国企改革，一开始社会各方面的期待和参与热情是相当高的。特别是民间资本和资本市场，都把国企改革当作新的机会、发展热点和投资热点。可是，这一切都是昙花一现，这种投资热情很快就陷于平淡。最后是“文件热、行动冷”，已经出台的国企改革文件目标非常明确，要求也相当高，但落实乏力。

谭浩俊特别强调，国企改革进展缓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建立真正的容错机制，没有允许部门和地方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而过多地把国企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差错等与个人的责任联系在一起，让那些有改革精神、改革能力、改革意识的人也放弃了改革意愿。“如何消除这方面的顾虑，也是新一轮国企改革必须高度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国企改革中面临的难题和制约，其实也是当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后的一个缩影。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周天勇举了一个颇有现实意义的例子：有地区想改革，就改革方案先与有关部委厅局自己熟悉的领导电话沟通，或者到北京、省会汇报，领导私下说，你是真想改革，还是假想改革？回答：真想改革。领导劝导，真想改革，你就不要打报告，你自己干就是了，成功了功劳是你和我的；不成功你自己负责任。

“你又想改革，干出点政绩，又想让上级来承担责任，哪有这样的好事？”周天勇称。

国企改革为何慢不得？

怎样才算改革成功？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的指示中要求：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要求，推进结构调整、创新发展、布局优化，使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带动作用。

“遵循市场规律，瘦身健体提质增效，淘汰过剩落后产能，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的表述也出现在李克强总理作出的批示中。

李锦指出，“批示把国企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联系在一起，国企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抓手，治理僵尸企业又是重中之重。”

潮退时才知道谁在裸泳，国企也不例外。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军认为，当前面临的经济增速持续下行、产能过剩、僵尸企业的存在，无一不和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恶化、国有资本配置资源效率过低有关。

在6月30日的演讲中，吴敬琏认为，国企改革对国民经济意义重大。“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虽然没有绝对优势，但它掌握的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源，而且它所处的行业往往具有居高临下的地位，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和效率有着重大影响。”

“如果国有经济的经济效率不能提高，它的杠杆率不能降低，它的投资回报不能够提高，那么对于整个国民经济都会起到拖后腿的作用。所以，国有经济的改革能不能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向前推进，这具有非常重大意义。”吴敬琏说。

在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报告国有资产管理与体制改革情况时，肖亚庆也坦率道出了目前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四大“症结”：一是国资监管针对性有效性有待进一步增强。肖亚庆说，经营性国有资产尚没有实现集中统一监管，还存在多头管理、职责不清的问题；各级国资监管机构仍存在管得过多过细问题，出资人监管定位不准、审批备案事项多等现象不同程度存在；监督机制尚不健全，国有资产流失、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领域和企业还比较突出。

二是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肖亚庆说，董事会职权尚未完全落实到位，国资监管机构、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之间关系需进一步理顺；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还不到位，管理人员能上不能下、员工能进不能出、收入能增不能减等问题依然存在。

三是发展方式仍需进一步转变。肖亚庆说，国有企业布局总体偏“重”，大多处于传统重工业行业；企业扭亏增盈、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等任务繁重；一些企业创新动力不足、活力不够，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知名品牌。

四是环境条件仍需进一步改善。肖亚庆说，国企办社会职能和历史遗留问题未完全解决。目前全国范围内仍然存在大量国有企业办社会机构，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厂办大集体改革等历史遗留问题较为突出，人员管理、运营费用负担沉重，严重制约国企改革发展。

高层的关注和现实的倒逼之下，在当前国有企业布局总体偏“重”、大多处于传统重工业行业的情况下，以及企业扭亏增盈、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等繁重任务面前，国资委已经在行动。

6月29日，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化解钢铁煤炭过剩产能工作会议，组织推进有关中央企业化解钢铁煤炭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和开展特困企业专项治理工作。会议明确：从2016年开始，用5年时间压减中央企业钢铁煤炭现有产能的15%左右，争取用两年时间压减现有产能的10%左右，使专业钢铁煤炭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电煤一体企业资源优化配置，其他涉煤中央企业原则上退出煤炭行业。

“未来判断国企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应当是，是否实现了产能过剩的有效化解、过高杠杆的明显抑制、经营效益的持续改善以及国有资本配置效率的显著提高。”王军表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味做大规模、继续‘国进民退’。简而言之，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是贯穿国企改革的一个主线和灵魂。”

在供给侧发力，从根本上和整体上提高国有资本的配置效率，无疑是步入深水区后的国企改革必须要啃下的“硬骨头”，这也是落实最高层指示，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成效的应有之意和必由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