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渊静生于1924年，今年已92岁高龄了。在他的人生历程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海外度过：他是日据时期台湾的高中生、是香港回归前在港活动的地下党员、是有多年驻海外经验的外交工作者……有这样一种说法，走出国门才会明白“祖国”的意义，这句话用在潘渊静身上，格外贴切。

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很难想象面前这位老人已经92岁了。他每天仍然读书看报，家里订阅了很多涉台杂志、报刊，仍然在保姆的陪同下到户外散步一小时。“只是走得很慢而已。”潘渊静的太太笑着说，随手抚摸老人的胳膊。白头相伴的日子，时光很静，很长。老人耳朵不好，很多话需要太太帮忙“翻译”，老太太对“台字号”的情况也非常了解。“其实我跟台湾可没有什么关系。”老太太说。这么关心、了解台情，也不过是因为嫁了过来。在那时候，选择潘渊静是挺“冒险”的：他不仅是个台湾人，还是个在海外工作的地下党。“我们结婚的时候，他的身份还不能公开呢！”如今那些惊心动魄都过去了，再说起来，也不过是老两口嘴里，一些淡淡的往事。

光复后的第一届台大生

“当时在台湾，如果小孩子哭闹不停，只要大人说了一句‘日本仔（日本人）来了’，小孩就吓得不敢哭，可见日本人是多么的可怕。”说起自己在日据时期的台湾度过的童年，潘渊静还记忆犹新。但让他印象更深的，当然是自己作为一名大学新生所亲历的台湾光复的日子。

1945年，潘渊静刚刚考入台湾大学医学部。因为战事频仍，本应春天开学的学校迟迟没有上课。当年3月，美军占领菲律宾，日本侵略者担心美军登陆台湾，强征全台中学以上的学生以学校为单位去为他们站岗。“那时我们被调到淡水河边的观音山挖战壕、修工事，亲眼看见了美国飞机轰炸台北，击中台湾总督府的场面。”

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被当做准军人奴役的学生队伍就地解散，潘渊静兴高采烈地回到家中，参与庆祝台湾摆脱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回归祖国。“我们家住在台北市近郊士林镇，镇里妈祖庙内的‘七爷’、‘八爷’都被抬出来游行，盛况空前。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令他来台接收台湾。陈仪是10月24日乘飞机到达台北松山机场的，当时的欢迎队伍从松山机场起连绵好几公里，一直排到市内，人山人海。作为台大学生的我排在欢迎队伍的最前头，在松山机场里迎接陈仪的到来，那时的兴奋心情至今难以忘怀。”

台湾光复了，潘渊静心中涌起巨大的报国热情。受“工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他决定转系学习理工学科。“日据时代台湾青年是不能学理工科的，所以光复以后我就要求转系。当时台湾大学光复后的第一任校长罗宗洛还找我谈话表示不同意，我跟他说：‘为什么不行呢？我是台湾高等学校理科的毕业生，学理工科很合适！’就这样，我成为了光复后台湾大学第一届土木系的学生，而且还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秘密招待所里的婚礼

潘渊静和不少老台胞都曾提到，若不了解台湾民众当时是在怎样的屈辱中期盼过光复后的生活，不了解光复之初台湾人民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怀有多殷切的期待，就不能理解“二·二八”事件。“是腐败的国民党政府让台湾人民伤透了心。”

像不少进步青年一样，潘渊静是通过“二·二八”把革命的种子埋在了心里。“二·二八”事件遭到国民党政府镇压后，他开始寻找渠道离开他生活了20余年的故乡。

他要往北去，去祖国大陆，去解放区。

机会终于来了。“那时候我们听说我士林的前辈何斌已经成功到达了大别山解放区，不少同伴都很向往。1949年3月，在台湾中共地下党的介绍之下，我跟何斌的弟弟一起从基隆乘坐‘中兴轮’离开台湾，抵达上海，暂住在上海台湾同乡会。那里也有地下党员活动，很快，我们就收拾行囊，加入了浙东地下党的游击队。”

在游击队里，这个一直向往革命的大学生终于见到了人民子弟兵的真实面貌：“我印象很深的是，那时候游击队是白天休息，夜里行军。白天我们借住在老乡家里，所有的战士都睡在地上，连老乡家的床都不会占。解放军的军纪严明、朝气蓬勃，让我终生难忘。”

很快，江浙地区相继解放。潘渊静还一度参加了“台训团”，希望能为解放家乡出力。而两岸对峙局面形成之后，潘渊静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前往香港从事地下工作。

“那时候的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根本不允许我们党公开活动。所以，我们是采用秘密身份先抵达澳门，再从澳门偷渡到香港。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接触、联络在港的台胞，向他们宣传大陆、宣传新中国、宣传党的政策。那时候海外对我们党的‘脏水’泼得可厉害了，到处都是什么‘共产共妻’一类的宣传。而我的工作就是告诉他们大陆真实的情况。”

近两年谍战剧在大陆方兴未艾，作为亲历者，潘渊静却把一切都说得云淡风轻。“那时候我们每隔几天就会换地方住，跟人家介绍也都是假身份。结果有一次，我跟房东撒谎说我在某某公司工作，谁知那个女房东看上我了，还偷偷跑到我说的那个公司去看我，当然是找不着了！”

由于地下工作的保密性质，潘渊静的个人问题就一直搁置了下来，直到1957年，33岁的他实在“忍不住”了。“我跟组织上说，我都33岁了，再不成家，估计就要一辈子打光棍了！”

就这样，组织上为他安排了几次相亲，谁知第一次同女孩见面，潘渊静就把女方“吓”了回去：“第一次相亲的那个女孩问我，你家是台湾的，那你是不是台湾解放以后还要回去啊。我当时也没多想脱口而出：‘那当然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几次相亲不成，潘渊静在香港的领导将自己的堂妹介绍给了他。“我的堂哥之前就曾经在台湾做地下工作，后来被派到香港，所以我并不害怕他以后要回台湾。”潘渊静的太太说。

就这样，两人一见倾心，当年就结了婚。

“虽说是结婚，可是我们当年什么仪式也没有。那时候他的身份还不能公开，回大陆只能住在秘密招待所。我们两人就在秘密招待所拍了个照片，请亲友吃了个饭。席上只有他的领导我的那位堂哥加上我的一个姑妈几个人。其实我父母那时候还健在，但他们都在上海，而秘密招待所的地址在天津，所以他们也不方便过来，连父母都没在，吃个饭拍个照，就算结婚了。”听起来，阿姨还是难免有些委屈的，但是即便怀着这淡淡的委屈，几十年也这么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