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古元只有20岁，他创作了第一套木刻版画，叫做《走向自由》，这也是他走上艺术道路的第一幅作品。

《区政府办公室》

《走向自由》之“他学习革命的道理”

这套版画的主人公原型是护送古元自西安奔赴延安的一位八路军战士——16幅版画讲述的是出身雇农的“他”饱受地主压榨、资本家剥削、日寇侵略等悲惨遭遇之后，走向延安，参加抗日，最终成为一名革命战士的故事。

这也是那个时代版画家的命运。

走向自由的“仇恨、决心和希望”

古元的版画《走向自由》中的主人公，其实多少带有古元亲身经历的色彩：他于1938年加入家乡广东珠海的抗日救亡宣传队，同年离家前往陕北。此时日军侵略的战火已经烧到了广东。古元离家的第二年，他的父母、二姐、小妹、小弟相继死去。

这套木刻中的《善良人遭毒手》就是直陈这些所有中国人最不能忍受的悲剧，也正是这样的悲剧最终演变为冬日里的梅枝、激起劳苦大众奋起反抗的最后一片飞雪。可以说，《走向自由》宣示着一个20岁青年的仇恨、决心和希望。

虽然这套作品在创作手法上仍受西方版画的影响，但在创作主题上却隐藏着古元亲身的经历与思想蜕变的过程。据北京画院美术馆策展人薛良介绍，出生于广东沿海地区一个巴拿马归侨之家的古元，自幼接受的是“和气致祥百忍成金处世端姿退让，厚德载福惟善为宝持身贵养谦光”的良好家学。青年时期的古元出于对自由的理解和向往，只身奔赴千里之外的革命圣地延安。

从《走向自由》开始，古元在烽火年代中凭借对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的崇高信仰，以木刻为武器，用一幅幅版画去鼓舞广大民众实现抗日救亡的理想；这套版画的最后一张作品叫做《自由的曙光闪耀在苦难者的脸上》。有研究者认为，这张作品即是古元的肖像；而“自由”，亦是古元艺术人生追求的真实写照。

1945年，“鲁艺”师生们接到通知，要在短短几天内出发向东北行军。从延安出发的几千里路每天要走一百里，而且走的是天上有飞机地上有追兵的崎岖山路。为了保证行军速度，要求每个人身上携带的行李不能超过5公斤，包括衣服、干粮、躲雨的油布。

“当时古元先生拓印了一套，随后把《走向自由》的木版全砸碎，拿一套版画作品背在行李中，用衣服包好，随身偷偷携带到东北。”北京画院副院长、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吴洪亮这样介绍说。

“父亲把自己最必需的一双备用的鞋扔掉了，粮食扔掉一部分，但是画一幅都不扔，依然背在身上。”古元之女古安村说，后来到了烟台，敌人封锁了整个渤海，所有部队里的人都化妆成渔民、小贩、学生、乞丐。“父亲考虑再三，依然没有把画扔掉，这是他唯一的信念：人在，画在。”

“‘文革’期间，这套作品两次被查抄，后来中央美院67级的学生把这套孤品藏在留学生宿舍里才得以保全，最终还给古元先生。”吴洪亮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的“走向自由———古元艺术的内在精神”展览中说。

《哥哥的假期（一）》

“接地气”的版画变革

1940年6月，古元从“鲁艺”毕业后，被分配到延安碾庄乡当文书。在这近一年的“当村官”时间里，他住在乡政府办公室的窑洞里，到老乡家吃派饭，和他们一起生产生活；在那里，他不仅要协助乡文教委员处理乡政府的日常工作，也创作了《区政府办公室》等一系列杰出作品。

当时的碾庄全村除了正在上学的儿童之外，只有一个识字的人。为了帮助乡亲们学习知识，古元每天制作一些绘有牲畜、农具的识字卡片教他们识字。

古元曾写道：“乡亲们劳动后回到家里，看见这些图片，就能认识图片上的字。一天认识一两个字，一个月就能认识几十个字，效果很好。乡亲们都喜欢把画着大公鸡、大犍牛、骡、马、驴、羊的图片张贴在墙上，朝夕欣赏。从这里，我了解到他们对家畜的喜爱心情，也领会到他们的审美趣味。我便采用了这方面的题材创作了《牛群》《羊群》《铡草》《家园》4幅木刻，拓印很多张，分送给乡亲们。他们看见这些木刻画便津津乐道：‘这头驴真带劲！’‘这不是刘起兰家的大犍牛吗！’我见到乡亲们的高兴神情，从中受到许多启发，也感到十分欣慰。”

“见到一个农民把收获的粮食倒进仓里，我即时想到：‘这可不是地主的粮仓。’于是创作了一幅木刻《入仓》；见到区政府的办公室，虽然是一间简陋的房子，但它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自己的政府啊！于是创作了《区政府办公室》。”

粮仓触动了古元的创作，但《区政府办公室》的创作可能更得益于1942年5月古元作为前线木刻团成员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在座谈会之后，古元和许多文艺工作者一样，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创作了一大批反映工农兵群众生活并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自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像古元一样的文艺工作者在自觉的认知中积极投入到“改造自己，改造艺术”的下乡运动中，从劳动与土地结合过程中去找寻构图，在民主的阳光下去发现色彩，从而在绘画的表现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反映根据地生产动员、开荒、春耕、移民、生产竞赛、公粮会议、合作社的发展等新题材。

在延安，古元带有中国气派的新版画代表作品《区政府办公室》是一件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名作，极为生动，画中的每一样物品、每一个人物以及表情，据美术史家考证，大都曾在古元的身边存在过———几张简单的桌子板凳，跟着通讯员进来的狗，认真接待乡亲的工作人员，都是古元脑海中熟悉的记忆。

古元把创作的版画，拓印很多张后，与他的老乡朋友们分享。老乡们也都很喜欢他的作品，但也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为啥脸孔一片黑一片白，长了这么多黑道道？”于是，古元认识到，要让更多的群众接受，必须要改变西方版画的创作手法，把更多中国传统的、民间的元素融入其中。

这一时期古元的版画风格开始逐渐变得明朗，黑色的块面减少，采用了民间喜欢的阳刻线条。

在“接地气”的同时，古元也在同一题材上反复进行艺术探索。1942创作的两幅《哥哥的假期（一）》描绘的是八路军战士休假回到家乡，乡亲们围拢上来好奇地听他讲述部队生活的场景。小孩子对哥哥的制服产生了兴趣，尤其是帽子和腰带，神气地穿在身上，学着哥哥的样子敬礼，感受作为一名八路军战士的自豪。年长的人抽着烟袋锅子仔细地听他讲述时事和见闻。

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哥哥的假期（一）》多采用西方木刻技法，而在《哥哥的假期（二）》中则去掉了许多阴影的面积，人物多用轮廓线表现，这是古元的一次艺术探索，逐渐突破西方版画的套路，自觉地将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加入其中。

同时，在这一时期，古元的作品还传递了时代的变迁，人们的思想走向进步的状态。

其另一件名作《减租会》与之前创作的《哥哥的假期》和《离婚诉》比起来，古元在个人艺术风格上更加明确，技法上更加纯熟，画面中的情感和戏剧性的表达更加丰富。

古元曾经谈及《减租会》的创作：“我根据碾庄人民的生活形象，创作了《减租会》。碾庄是老解放区，地主已经被打倒了，或者跑掉了。《减租会》中的那个地主形象在碾庄是找不到的，是我根据过去所见过的地主形象来创作的。既然是减租会，一些背景和道具都要和减租会有关，不要把没有关系的东西都摆在画面上去。所以我只画了一张桌子、算盘、斗和口袋等。画面的积极分子是比较容易看出来的，这是比较好办的，难办的是中农的形象。我把他安排在会场不显眼的地方，他不坚决，要有人对他启发教育，我就是这样画出来的。”《减租会》体现的正是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结合；而延安木刻创作所积淀的革命文艺的传统，对以后美术创作的影响更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