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湖南人，又同为晚清名臣，自从咸丰二年便因公务而书信往来不绝，交情甚厚。后来左宗棠被曾国藩聘为幕僚，二人共事十余年，曾国藩对左宗棠还多有提携与相助之恩——由于曾国藩的极力推荐，左宗棠被清朝任命为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的头衔。从此以后，左宗棠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将领，须臾不可或缺。但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是非分明，且特别敏感，尤其说话慷慨激昂；虽然才华横溢，但让同僚感到他有恃才傲物之嫌。左宗棠甚至在曾国藩面前毫不客气，对曾国藩动辄指手画脚，指示训诫。曾国藩也说左宗棠措辞过峻，“令人难堪”，还指出左宗棠“何自命之高乎”。一次，曾国藩戏作一嵌入左季高（左宗棠字季高）三个字对联的上联：“季子自命太高，隐不在野，仕不在朝，与我意见大相左。”左宗棠听后立即回答一个嵌入曾国藩三个字的下联回敬:“藩侯以身许国，进未能战，退未能守，问君经济究何曾?”

随着左宗棠权势日重，在他和曾国藩意见相左时，甚至对曾国藩也是言词激烈，口诛笔伐，说曾国藩“乡曲气太重”“才亦太缺”“于兵事终鲜悟处”。湘军攻克南京后，左宗棠更向朝廷揭发湘军疏忽大意、致使洪秀全的儿子漏网逃走，导致两人私交恩断义绝，再无书信往来。

随后的时间里，已晋身为封疆大吏的左宗棠逢人便说曾国藩的短处。在平定新疆阿古柏叛乱后，清廷本准备封左宗棠为一等公爵。但慈禧太后认为从前曾国藩克复太平天国首都南京，才获封一等侯爵。左宗棠是曾国藩提拔推荐的，而左宗棠在新疆建功所依靠的官兵又多出自湘军，假如左宗棠封了公爵，那么朝廷就等于亏待了曾国藩，于是封左宗棠为二等侯爵，以示稍逊于曾国藩。左宗棠由此更对曾国藩不满。

1872年曾国藩离世，传言说左宗棠听到清廷给曾国藩的谥号为“文正”后极为不悦，说：“他都谥了文正，我们将来不要谥武邪么？”正当人们纷纷猜测左宗棠可能不会致祭时，左宗棠却送来了他落款自署“晚生”的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左宗棠去世后，清廷给他的谥号是“文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