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之美，不独在其山水空间之绝胜，更在于自然山水和人文史迹的交相辉映。行走在这个历史文化名城中，那些众多流传至今的优秀碑刻，正如一本本“石质书籍”，立于山水之间，岩崖之上，或古朴，或厚重，或含蓄，或张扬，或诉说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或演示着一场科学的探索过程，或张扬了一种文字的艺术表达，彰显出杭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及精神内涵。

曲院风荷碑碑亭

苏堤春晓碑，上图为碑阳，下图为碑阴

碑刻，泛指刻石文字或图案。这些包括书法绘画、功德录、记事年表、纪念标识等具有文化价值和历史属性的碑刻，反映一个城市的变迁和文明的传播。在文明演进中，先人用一笔一刀，赋予冰冷的石头以历史内涵，并闪烁出艺术之光，碑石逐渐成为文字的重要载体，记录着历史沧桑的脚步，折射着文字嬗变的过程，展现着中国古代灿烂的书法艺术，最终形成独特的碑石文化。

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研究员、浙江省甲骨文学会副会长陈进说，杭州碑石涉及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是数千年杭州人民在文明创造中流传下来的珍贵文化财富，现在西湖边的碑石主要集中在杭州各文博单位中，其中杭州孔庙最多，岳庙、西泠印社、浙江图书馆孤山馆舍也有许多碑石，据不完全统计，西湖碑石总数在1100石，涉及御书、史实、科技、法帖、绘画、儒学、宗教诸多领域。

为了更好地响应国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精神，倡导国学，弘扬国粹，杭州日报艺术典藏周刊将与西泠印社共同推广金石文化，让这份国粹得以传承和弘扬。

西湖十景碑： 让文化西湖更负盛名

西湖，是一座诗情画意的东方文化名湖。苏堤春晓、曲院风荷、断桥残雪，这一组组题名景观系列，从宋朝自杭州流行开来，并传播至整个东亚，这是杭州的原创，是中国的原创。

“西湖十景”，源出南宋画院西湖山水画题名，南宋后期名家诗词中，西湖十景为题的逐渐风行起来。而宋覆灭后，一度萧条乃至一些景观难寻旧迹。1699年，西湖十景值得记住的一年，清康熙南巡杭州，逐一品题西湖十景。他修改了其中四景之名，改“两峰插云”为“双峰插云”，“麯院风荷”为“曲院风荷”，“雷峰夕照”为“雷峰西照”，“南屏晚钟”为“南屏晓钟”(不过，大家似乎也只保留他的前两个更改)。人们把康熙御笔所书景名刻石立碑，称为御碑，并建亭护之。

题名之后的“十景”之名，从以前书中记载的文字名词，成为十景所在景点的标志。而乾隆亦南巡杭州，多次就十景赋诗，刻于碑阴等处，于是带动了更多的文人墨客，以诗词、绘画、书法等形式描绘赞颂西湖十景。西湖十景也就被公认为西湖山水的代表，成为本世纪初西湖申遗中最具创造性精神和艺术典范价值的核心要素。

其中，“苏堤春晓”碑位于苏堤压堤桥西南堍。碑阳(即碑的正面)“苏堤春晓”为康熙所书，正上方有“康熙御用之宝”篆印一方。五十二年后，其孙乾隆南巡杭州在碑阴题诗，此后五次南巡，又一次次叠前韵题诗，布满碑额，连碑的两侧、碑额的两侧也没有放过。

“苏堤春晓”碑为清代原物，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破坏断为三段，后修补恢复。同为清代原物的十景碑还有“曲院风荷”碑。碑阳同为康熙御笔，也有“康熙御用之宝”篆印。因为此地原为南宋酿造官酒的作坊“麯院”，因康熙南巡杭州而复兴，建造了蜿蜒曲折的园林院落，因而他改为“曲院风荷”而流传至今。当然，乾隆后来照着“苏堤春晓”碑一一题满了诗。

其余“断桥残雪”等八碑，均在为近几十年间摹刻重立，除“三潭印月”碑外，都为康熙或乾隆御题。这些景点碑刻记录了各自独具特色的历史故事、趣闻，使观者能够借助多姿多态的书法篆刻艺术更深切地领略杭州秀美俊丽的诗画山水，西湖景致也因此更负盛名。

表忠观碑：“有德于斯民甚厚”

人们都知道苏堤，是为纪念苏东坡而命名。而苏东坡撰写的“表忠观碑记”，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表忠观碑现陈列于钱王祠北功臣堂内，其碑记是苏东坡撰并书。经过元祐党争，苏东坡的手迹遭大量毁损，所剩无几。表忠观碑为其书碑的代表作之一，清雄豪放，是苏东坡留存下来不可多得的书法珍品。

北宋熙宁年间，杭州知州赵抃见钱王坟墓、祠宇荒废，而他认为吴越王有功于后世，应得到人们的敬重，于是报请朝廷批准，将龙山上废寺“妙音院”改建为表忠观，观中供奉钱氏三世五王。苏东坡为之撰写“表忠观碑记”，叙述了吴越国三代钱王在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五代时期，奉行中原正朔，不失臣节，消弭兵戈，安居人民，最终纳土归宋的事迹，褒扬了历代钱王的功绩，认为“有德于斯民甚厚”，“有功于朝廷甚大”。

明嘉靖年间，杭州知府陈珂因宋代原碑残剥而重新摹刻，碑文楷书，双面刻，每面7行，原有4石，流传至今尚存3石，缺第2石。“钱祠表忠”现为西湖三十景之一，倚城面湖，风景极佳。

孔子及弟子像赞刻石：皇帝与大师的合作

李公麟，北宋画坛一代宗师，画人、马著称。宋高宗赵构，秉承父兄家传，也是酷爱艺术。在杭州孔庙，就留有这两位“名家”书画合作范例——“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赞刻石”。

1156年，宋高宗赵构将自己对孔子及其弟子所题的赞辞配合李公麟圣贤图，分别刻于15块石头上，置于太学。石高44厘米，宽125厘米，厚20厘米，今缺1石，序号为“十”。又残缺半石，序号为“十四”。原刻像73人，今存65人。

首石的前5行刻宋高宗圣贤像赞之序，继之刻孔子坐像及两弟子立像，每像右上或左上刻像之姓名、字、本籍及赠号，其下刻宋高宗四言八句赞词，惟孔子之赞为四言十二句。李公麟以白描画法，抽象表达出孔子像敦厚仁爱，弟子像姿态各异，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为后世所宗。

钱元瓘墓室刻星象图：千年前的天空是这样的

藏于杭州孔庙星象馆内的“五代钱元瓘墓石刻星象图”于公元941至960年间建造，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石刻星象图，也是杭州碑林的镇馆之宝。

1965年夏，浙江省博物馆发掘五代吴越国王钱元罐墓。墓顶石刻星象图，刻工精细，位置准确。星象用阴线勾画，中央刻拱极星座，周围刻二十八宿。正中位置的北斗七星，石刻星座共183颗，每颗星星都线刻成白色小圆圈，十分清晰。此外，还用单线刻半径不等的四个同心圆，圆心即天球北极;第一圈直径为49.5厘米，表示范围内的星象绕天球北极旋转时不没入地平，亦即盖天图中的内规：第二圈直径189.5厘米，为盖天图外规，表示再往外的星在观察地点看不见。最外面圆圈是盖天图的重规。

这幅图比世界公认的苏州石刻星图早三百多年，面积也大四倍，是研究古代天文学的极为珍贵的资料。它表明，杭州在吴越时期，天文科技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汉三老碑”：浙江第一石

纵然历史远去，沧桑碑石犹存。距今约两千年的“汉三老碑”，是目前浙江仅有的两块汉碑之一，堪称“浙江第一石”，现立于孤山，西泠印社特为之建造的汉三老石室内，为西泠印社镇馆之宝。

此碑高93厘米，宽42厘米，共存217字，碑文是一位“三老”及其后两代人的名讳与忌日。汉代的“三老”，是一种掌管教化的虚职，乡、县、郡都设有，并非正式的官员编制，而只是荣誉尊衔。“三老碑”是一位名叫“通”的三老，其孙子“邯”所立，目的是让后代子孙在言语文字上知所避讳，并且记住祖先的德业，晓得祖先的忌日，便于后人祭祀。

“汉三老碑”从发现到收藏，颇有曲折。清咸丰二年(1852)，余姚客星山下出了一块较为平整的石料，碑额断缺，碑身基本完好。当地诸生宋仁知道后，便通报余姚富绅、“金石癖”周世熊。周世熊根据其文字记载内容与字体笔法，认定这块石碑非同一般，便运回自家庭院“卜日设祭，移置山馆，建竹亭覆之”。

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兵至余姚，周世熊居住的庭园被毁，石碑倒卧伏地，垒作灶台，埋锅炊用。太平军退后，周世熊见“石受熏灼，左侧黔黑，而文字无恙”，便认为“凡物隐显成毁，固有定数。此碑幸免劫灰，先贤遗迹，赖以不坠”，一定是天意所为，因而更加看重此碑，用心收藏，并以此碑拓片相赠同道。后经考证，三老碑立于汉光武帝时代，对于研究我国碑刻制度及发展和墓志的起源，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是研究东汉时期官制与文字、书法沿革的重量级实物。学者、名家纷纷为三老碑题跋作记，始有“两浙第一碑”、“东汉第一碑”之说，三老碑声名鹊起。

据说后来1919年，上海古董商陈渭泉访得此碑，恐周氏不能常保，遂以3000块大洋从周家购得运至上海。1921年，有消息说，陈渭泉正遇日本古董商向其求购三老碑。上海古董商人毛经畴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在上海任知事的浙江绍兴人沈宝昌。沈宝昌认为古物不应外流，更何况是“两浙第一石”，当即告之浙江海宁人、两任上海海关监督官姚煜，“不忍古物之沦亡”，力阻此碑外流。二人将此议通报西泠印社丁辅之等人，引发了一场护宝之争。

“一人守之，不若与众人共守之”，西泠印社遂布告同仁“醵金赎之”，醵金即集资，浙江社会名流慷慨解囊，印社同仁踊跃认捐，没多久，共有65人捐助大洋11270元。捐款中的8000大洋向陈渭泉赎碑，余款筑室庋藏。1922年7月石室落成，由社长吴昌硕作记略“汉三老石室记”述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