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一部名为《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的书籍在英国伦敦出版。它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通过深入陕甘宁边区，在与一批著名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交谈后创作的采访纪实报告集。 然而，距离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这部书不过4个月，由我国著名作家、翻译家胡愈之先生所译，以“复社”名义印制的第一版中文译本就在国内发行了。 于是，这部书籍便有了一个更加广为人知的名字———《西行漫记》。

《红星照耀中国》的诞生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带着对革命的诸多疑问，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到陕甘宁边区，成为来到这个红色区域采访的第一个西方记者。

到达陕北后，斯诺见到的第一个中共高级领导人是周恩来。很短时间的接触，周恩来给了斯诺这样的印象：“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此后，斯诺又见到了毛泽东、彭德怀、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等人，与他们进行了十分深入的交谈。此外，为获得第一手资料，斯诺从保安（当时的临时“红都”）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了宁夏南部的预旺县，这已是和国民党部队作战的前沿阵地了。最后冒着炮火，他又折返保安。在获得了大量、丰富、新鲜的采访及实地考察资料后，返回北平的斯诺，开始写作一系列通讯报道。当然，这批报道最先是斯诺供职的英、美数家报纸发表的。发布之初，便因其全然不同的形象和声音，引起轰动。接下来，这些作品被汇聚起来，由英、美几家大的出版公司发行，这就是《红星照耀中国》的大致来历。

出版后不过几个星期，这部书行销五版、10余万册；第二年元月，这部书的美国版本由著名的兰登书屋发行。接下来，俄文、法文、瑞典文本……很短时间内，该书成了一部国际上十足的畅销作品。

一部有着这样内容的作品，对于通过“合法政府”的宣传来了解中国现实的外国人士，当然异常新颖，所以受到欢迎是很容易理解的。可在中国国内，由于当时资讯的不发达和一边倒的媒体宣传，真正了解这样内容的人并不多，所以将它们传递出去，甚至比向国外发行还更重要。当然，由于当时国内的政治背景，要将这样特别的一部《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发行，难度反而比向国外发行要大得多。

在这样的形势下，时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人的胡愈之，组织翻译了这部《红星照耀中国》的中文译本。

“星二座谈会”上的决定

胡愈之担任负责人的国际宣传委员会，是专门对外国记者发布消息的一个机构。每天下午3时，他们都在上海国际饭店顶楼召开茶话会，招待外国记者。会上，国民党部队的代表先报告战讯。当然，他们也没有多少靠得住的报道，外国记者不感兴趣。

为了传布真实消息，宣传委员会把当时从秘密的中共临时办事处（即八路军办事处的前身）那里得到及听到的消息，编成文稿、译为英文、印成单张，等到国民党代表一讲完，就把这材料分送给记者，非常受欢迎。由此，胡愈之认识了很多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这些外国记者中的一个。

斯诺当时的公开身份是燕京大学教授。北平（今北京）沦陷之后，他来到上海重操旧业当记者，替几家英、美报刊写稿。相识之后，斯诺告诉胡愈之，他曾去过陕北，并给胡愈之看了许多在陕北期间为一些战士、群众以及共产党领袖人物拍的照片。有一天，斯诺收到英国寄来的一部作品样本。外国出版社有规矩，要把印出的第一本样书给作者审查。胡愈之向斯诺借阅，这就是那部后来闻名中外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原本。

回到家中，胡愈之细细阅读了该书，发现这真是一本难能可贵的著作。可当时胡愈之还不完全了解斯诺的情况，对于这部书中谈的内容是否切实可靠，还不能肯定。于是，他去找上海中共临时办事处的刘少文了解情况。

刘少文刚从陕北回来不久，他告诉胡愈之：斯诺确实到了陕北，毛泽东亲自接待了他，他们之间谈了很长时间；斯诺的许多材料，都是经过记录、翻译，又经毛泽东审定的，所以书的内容是可靠的；从斯诺文章表达的态度看，对我们也是友好的。经过这样一番了解，胡愈之决定组织人，马上把这部书翻译过来。

当时，胡愈之与一些进步文化人组织了一个“星二座谈会”，即每周星期二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地下室餐厅集会，讨论研究抗日宣传问题。在一次座谈会上，胡愈之提出翻译出版这本书。大家听后，一致支持这项工作。

胡愈之虽然决定翻译这部书，可是并没有什么资金支持。理解这样情况的人，都同意参与翻译该书，同时相约不取稿酬，有能力者还为书的出版奉献一点资金。胡愈之找到斯诺，希望他能将该书交由他们翻译出版。斯诺表示支持，他不仅将自己珍贵的样本赠送出来做翻译底本，还将版权无条件让出。

《红星照耀中国》一共12章，30万字，由12人每人分译一章。没有更多底本，这个珍贵的样书，被拆散开来，各人回去自己翻译。

作为组织者，胡愈之做了大量工作。首先，作品中的许多内容，在以前是完全不了解的。一些事件、人物，几乎不知道该如何翻译。胡愈之一方面找斯诺进行询问，另一方面通过从陕北根据地回上海不久的刘少文了解。

斯诺告诉胡愈之，他在陕北与周恩来谈话时，是详细作了记录的，之后再念给周恩来听，经过周的核正，才写成校订过的草稿。对毛泽东的采访，是吴亮平做的翻译，连续十多日。当时毛泽东谈兴很浓，有时甚至通宵达旦。毛泽东在讲述时，斯诺先按口译的英文记下，然后整理、进一步誊清，再由中英文俱佳的黄华（后曾任外交部部长）翻译为中文，交毛泽东。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将修改内容再通过黄华在英文稿上改订，退还斯诺。所以有关毛泽东的谈话部分，斯诺认为是忠实谈话者原意的。这一部分，成了后来许多年人们了解、研究毛泽东的最原始，也是最基础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