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是一名孤独症患儿。小的时候,他没有叫过我一声妈妈,我却一直没有意识到他是个特殊的孩子,如果不是天津市北辰区特殊教育学校幼儿园部的老师们帮助我,我的孩子也许直到今天还依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和孩子虽是不幸的,却也是幸运的。”9月27日下午,在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重视特殊教育”专题调研组与天津市特殊教育人士座谈会上,季艳哽咽着说完这段话时,已是泪流满面。

如今,她的儿子郑彦博经过在北辰区特殊教育学校幼儿园部1年多的干预和治疗,已经转入普通幼儿园,和正常孩子一起生活。

郑彦博并不是个案。北辰区特殊教育学校自2011年开设幼儿园部之后,5年时间里已经输送了20多名孩子到普通幼儿园或者普通小学读书,送返率为零。“幼儿园部95%的孩子都是自闭症患儿,对这种儿童来说,早发现、早接收、早干预十分重要,到了七八岁再进入特殊教育学校就错过了治疗和康复的最佳时期,基于这种考虑,今年我们又开设了亲子幼儿园,招进来的孩子最小的只有1岁5个月。”北辰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赵明珠表示。

她的观点与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刘焱不谋而合,在前一日召开的调研座谈会上,刘焱就曾直言特殊教育应端口前移。“不能只强调义务教育阶段,对脑瘫、听障、自闭等类型的特殊儿童来说,早期介入的救助效果要比到了入学年龄再干预好得多。”

事实的确如此。在天津市聋人学校学前教育部,调研组听到最多的就是“早发现、早干预”这几个字。4岁的王子硕戴着助听器接受干预训练1年,如今可以吐字清楚地演唱歌曲《小燕子》,5岁的王孜瑞两年前就接受了耳蜗手术并入校进行语言训练,如今,他可以将古诗《悯农》背得字正腔圆。

“实践证明,听力残疾儿童如经过早期的语言训练,盲童经过学前的初步盲文读写训练、智障儿童经过社会适应性训练和学校环境的适应训练等,都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入学就读。学前教育的有效实施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高残疾儿童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率和教学效果,而且将最终影响残疾人的进一步发展。”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吴明也十分强调学前特殊教育的重要性。

然而,我国的特殊教育在学前阶段发展严重滞后却是个不争的事实。在贫困地区,残疾幼儿入园率几乎为零。“国家与政府应依托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残疾儿童学前教育发展规划并整合教育资源,增加教育投入以保障学前义务教育实施。”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胡卫说。

“像天津这样经济发展较好的地方,也可以尝试在学前特殊教育方面努力创新,为国家提供相应的宝贵经验,以便在全国推广。”全国政协委员、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马德秀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