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廖奔，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戏曲史家和文化学者。代表作有：戏剧理论《中国戏曲发展史》、《中国戏曲声腔源流史》、《中国古代剧场史》、《中国戏剧图史》、《廖奔戏剧时评》等，纪实文学作品《美利坚的诱惑》，散文集《行色匆匆》、《淡空鹤影》，共20余种；主编“蓦然回首丛书”、《中华艺术通史（宋）》等著作数10种；发表论文、散文、杂文、诗歌、剧本、词赋等600余篇。先后获得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优秀著作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田汉戏剧理论奖等奖项。

廖奔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局部）

李成 《茂林远岫图》

编者短评：

历史长河波澜壮阔，艺术历史精彩纷呈。在经过先秦艺术的奠基、秦汉艺术的发展，到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与融合，以及隋唐的全面繁荣，艺术发展到宋代，是一个集大成时期。

廖奔对宋代艺术的解读，从宋代艺术形成的人文环境出发，重点分析了宋代艺术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三种表现，这三种表现成了宋代艺术勃发的外部条件；而真正决定宋代艺术深沉内敛、幽雅醇清气质的是宋代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在深入解析宋代文人文化心理结构形成原因的同时，运用对比的手法将这种心理结构的形成与变化彻底解构，语言凝练通达，观点鞭辟入里；最后，重点探讨了由这种促使艺术勃发的外部条件和文人的内在心理结构相结合后而形成的独特的艺术审美气韵和艺术格局。

宋代艺术的社会人文环境

宋代艺术在中华民族的艺术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可以说，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演进，在不断地开拓、丰富、提炼、完善之后，到了宋代，中华艺术之河流入了一个集大成的时代。虽然在疆土、国运、气势、境界方面，宋代不如汉唐的博大开阔、沉雄浑厚，然而它却以郁郁乎文哉的君子风范、厚积薄发的文化修养、幽雅醇清的艺术气质、丰富细腻的审美感受，通过全面而又极富时代特色的创造，修建起一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艺术殿堂，从而得以彪炳史册，辉映千古。

盛唐之时在庙堂奏响的黄钟大吕的旷世弘音，虽然在人们心中经久回荡，毕竟余音渐渐消歇，接续而起的是宋代千巷万弄的急管繁弦，嘈嘈切切，此起彼伏，如夏夜荷池骤雨，如雨后浅塘蛙鸣，集为多乐章的交响乐，汇成多声部的大合唱——中国古典艺术从此拉开了崭新的一幕。

宋代艺术的转型是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造成的。中国传统社会在宋代悄悄地开始了它自身的转变，从古代社会转向近代社会，它为艺术的勃发提供了平台，这个转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一种崭新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展开。唐代安史之乱导致了农民起义彻底摧毁了世俗门阀制度，土地从授田制变成了庄田制，土地所有者从贵族转变成世俗地主，农民与土地所有者的关系由人身依附转变为雇佣，这种转变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封建农业大发展，不仅为宋代艺术繁荣奠定了基础，还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支持着当时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商业、手工业的繁荣。商业、手工业的繁荣又促进了城市的繁荣，这都跟艺术的繁荣关系紧密。

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科学技术的极大进步。纸币交子的流通，活字排版的出现，火药的发明，火焰器的使用，航海开始使用指南针，天文时钟的架设，鼓风炉、水利纺织机的应用，船只不漏水舱壁的使用等等，这种种发明、普及应用，把当时社会生产力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经济突飞猛进。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幅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生动图景。

从南到北的广阔地域幅面上，缀满了星罗棋布的大小新兴城市和城镇，在这些城镇中时时刻刻都发生着种类繁多的商业贸易。鼓风炉纺织机的声响，在全国各地进行着作业；稠密的城乡通道，运货的大车也络绎不绝；蛛网一样的内陆河流里风帆密集，货船首尾相接，呈现了一幅生动的社会经济图景。

第二，文人集团的壮大。宋代的偃武修文和科举取士这两种机制的确立和推行，使文人的境遇得到了有利的提高，且带来了宋代文化的极度繁荣。宋代流行一种这样的说法：“臣庶贵文学，武将尽读书。”由于历史的原因，赵匡胤一方面要求武将读书学习文化，把武将变成文人，另一方面把军政大权交给文人，使宋代统治阶级文人化，带来社会的“文治”与社会文化的蓬勃发展。

宋代科举不注重出身，不论工商杂类、僧道百家皆可应试，通过科举考试来改变家庭的地位。这种情形反映出统治中国几个世纪之久的门阀地主势力顷刻间荡然无存。与此同时通过自由买卖获取土地的庶族地主取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统治，社会阶级力量也发生了极大的变更，广大的寒俊肃士通过公平的考试步入仕途。自此，“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神话变为了现实，出身下层的士子有了通过个人奋斗达到“天阶”的路途。于是天下人都被吸引到读书—应举—做官这条道路上来，在这种人生模式里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为朝廷培养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士大夫阶层，士大夫人数的增多、政治地位的提高、俸禄的增加，大大激发了文人的积极性，促使宋代在史学、文学、艺术和科技等各个领域，都进入了一个全面辉煌的时期。

宋代士大夫阶级的有闲和有钱，为宋代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特殊的条件。宋代官僚机制的特点是官多且富，这种特点使士大夫置身于一种饱食雍容的境地。他们既然衣食无忧，便有充裕的条件、时间和精力来开掘自己的智力和才慧，充分用于读书写作、琴棋书画以及其他文学艺术创作。他们的思想层次超越了前代，仅就哲学而言，融儒、佛、道为一体的理学思想表现出更为博大精深的思考，着力于将人寰与宇宙联系起来，同时进行观察、思考并给予阐说和塑造，以至在其后的几百年中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与框架。宋人以“意趣”取代了唐人的“风韵”，以深沉悠远的理想覆盖了唐人浪漫的情怀，这从人类发展角度看，是一种文化的推进。士大夫是中国古代从事文化和艺术创造的一支生力军，到了宋代，这支队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壮大，同时由于社会文化的推进，这支队伍也真正实现了创造艺术的自觉。

第三，市民阶层的崛起，这是宋代一个突出的特点。宋代的商业贸易极度繁荣，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带来了市民阶层的迅速壮大，市井艺术的普遍兴盛，这成为宋代一个突出的景观。

宋代的商业发达，贸易往来不绝，促成了星罗棋布的城市日益扩大。因而，除了驻军、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以外，大量的商贾摊贩、小手工业者、船夫、脚夫、艺人、妓女、僧尼、奴婢、郎中、叫花子、无业游民等，形成了庞大的市民阶层，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南北宋之交的文人孟元老曾在北宋末年于汴京（今开封）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他在《东京梦华录》自序中描述了一幅极其生动、充满生机的市井生活图画。在这种文化环境里，市井艺术从最适宜生存的土壤中茁壮而起，迅速发展为灿烂辉煌的艺术景观。

上述传统社会的历史性转折，创造了一个广大而富裕的民间社会，为艺术脱离对宫廷的依附，脱离对贵族的依附，自信而朝气蓬勃地走向街市，走向乡村，走向世俗，走向大众，铺平了道路。它创造了一个商业化的传播和流通渠道，让艺术直接进入大众消费，从而获得自己的价格，为独立生存提供了保证。它创造了一个有着高水准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的社会环境，为艺术真正融入普通人的生活开辟了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