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雕塑

1934年4月底广昌失守后，因形势日趋恶化，红军坚持内线作战打破敌军“围剿”已十分困难，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便开始考虑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

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邀请专家用亲历者的回忆和史料尽力还原这一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决策过程，加深今天的人们对这一重大史实的认识。

准备战略大转移

据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回忆：“1934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做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也说：“5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了1934年5至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

当时担任红二十二师师长的程子华，在后来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曾表示，1934年5月，周恩来曾叫他去谈过几次话，谈红军处境困难，根据地正在缩小，准备开始长途跋涉，建立新的根据地。并谈准备派他到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去，如果中央红军转移，红二十五军的压力就会更大。

随后，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政治上以博古为主，军事上以李德为主，周恩来只是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他们把这一计划报告了共产国际。

6月25日，共产国际在给中共中央复电中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共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关于主力红军的退出，“这唯一的（目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于是，博古、李德一方面做转移准备，一方面命令各主力红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央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

从以上史料可以得知，自1934年5月起，当时的“左”倾领导人，已经提出战略转移的问题，只不过一直举棋不定。直到9月初对打破敌人“围剿”已经完全绝望后，才开始部署战略转移。

首先，在战略指导思想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不遗寸土的方针，决定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9月8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要求中央红军在阻止敌军推进时，应以“最高度的节用有生兵力及物质资材”为基本原则，在战斗的间隙，除1/3的值班部队外，主力应集结补充整理训练，并加强部队政治团结。在作战指导思想上，中革军委要求部队进行运动防御，并强调在防御的同时，“应准备全部撤退”。15日，中革军委又发出训令，要求中央红军“无论如何应该以保持自己有生力量和物质基础为我占据第一等基本原则。保持地域，不轻遗寸土予敌人，这应该放在前一原则之下来进行的”。

其次，建立健全了各级指挥机关。9月13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在10月1日前组织好后方机关，加强运输队的建设；立即将在敌人占领区中各县区的军事部，改为县区游击队司令部和政治部，县区军事部长为游击队司令员、队长，县区委书记兼游击队政治委员。并规定：“如在边区和中心区域有被敌人侵犯之可能时，则将军事部做上述改组”，从组织上对中央红军主力突围后坚持苏区的斗争做了初步安排。在此期间，地方党、政各级机关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亦加紧进行突围准备。9月1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发出《关于边区战区工作给各省各县苏维埃的指示信》，指示取消国民经济部、财政部、粮食部，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保卫局与裁判部可合并为肃反委员会”，并规定“在战争特别紧张的区域甚至苏维埃所有的各部都可以取消，而由个别同志直接负责去解决当前特别重要的战争问题”；“所有苏维埃机关中各种无用文件都应销毁”，“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家属，应该另行安顿”，下级机关在“同上级领导机关脱离交通关系时，依然能够去进行工作”。这一指示信，对战区、边区在“万一”失陷后的苏区工作做了布置。

其三，从人力物力上做了准备。9月1日，中央组织局、总动员武装部等根据党中央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发出关于9月间动员3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9月4日，中革军委在《红星》报上又发表了《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要求中央苏区“无论如何要做到在9月间动员3万新战士去上前线”。与此同时，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红八军团和教导师等，壮大了中央红军的力量。中央苏区各级党和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迅速展开了空前紧急的兵员动员和粮食、草鞋、食盐、棉被、军用器材等的筹集工作，为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补充了大量兵员和物资。据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回忆：“当时兵工厂、印刷厂的机器都想带走，还有除了粮食以外的别的东西，为了拆搬这些东西，实际上做了近半年的准备。”

其四，明确了转移的方向。据李维汉回忆：“1934年七八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好像七八月间，已确定要转移到湘西去。但红六军团出发时，中央并未明确指示他们到湘西，只是说到湘中。明确指示他们到湘西北，是9月8日中革军委给他们“补充训令”中指示出来的。这说明，至迟在这时已确定准备到湘西或湘西北去。正因为如此，为减轻红军突围西进的阻力，中共中央决定接受“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的建议，同其进行停火谈判，并于10月5日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五项协议。这为后来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其五，发出了战略转移的信号。9月29日，张闻天为《红色中华》报写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地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这一社论，实际上是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