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长征途中

准备工作很不充分

战略大转移的准备工作是很不充分的。首先，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的命运，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应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中进行充分的讨论和政治动员。但是，这些准备工作只是在“三人团”中秘密进行，没有在部队和地方领导人中进行必要的解释和动员工作，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讨论过。正如后来的遵义会议决议所指出的：“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李德荒谬地认为：“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保密虽然是必要的，但不能保到连高级干部都不让知道，连必要的政治动员也没有，使广大指战员毫无思想准备。直到9月底，中央苏区已是岌岌可危，这时“左”倾领导者才在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做了传达。

可是，红军中的许多高级干部，尚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彭德怀说：“最奇怪的是退出中央苏区这样一件大事情，都没有讨论过。”李维汉也说：“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有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要到何处去？始终没有在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中进行解释。这些问题虽属军事秘密，应当保密，但必要的宣传动员是应该的。”

像彭德怀、李维汉这样的高级干部对长征的计划都不清楚，就更不用说一般的指战员了。由于没有“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

其次，在战略转变上犹豫不决。既然从5月份就开始准备长征，就应毫不迟疑地转变红军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可是自6月25日接到共产国际的复电后，又一面进行转移的准备，一面要求各主力红军用一切力量争取大的胜利。这种继续与敌人拼消耗，而忽视保存有生力量的错误决策，使红军又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直到9月初对打破敌人的“围剿”已经绝望以后，才开始部署战略转移，并于9月底10月初仓促决定提前出发。因此，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

第三，军事撤退过于仓促。至9月底10月初，中央苏区还有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瑞金、会昌、雩都（今于都）等县之间的地区，中央红军还可以利用敌人暂时不敢长驱直入之间隙，让部队在以上地区进行必要的休整和动员教育，然后突破敌人的包围，实行战略转移。按照原来的计划，也准备到10月底，或11月初实行转移。但是，博古、李德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于9月底10月初便仓促决定转移。从9月29日发表张闻天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公开透露红军准备长征的信号，到10月10日中央机关和直属部队离开瑞金，只有11天；到10月21日总突围攻击开始，只有22天，时间太匆忙了。至于各部队撤出防御阵地的时间，就更加短促。这样，就必然造成部队的紧张和群众的恐慌。所以，遵义会议决议指出：长征出发前没有“给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而只是仓猝的出动”，“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当时，对于谁走谁留，即长征时干部的去留问题，在掌握上是非常严格的。据李维汉说：长征前，干部的去留问题，不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甫，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军长征就是总政治部决定的。我负责管的是苏区中央局的人。至于高级干部，则完全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决定，事实上由博古一人决定。张闻天1943年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

当时的走与留，对他们以后的命运关系极大。事实证明，像董必武、徐特立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着红军行动，都被保存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而一些“左”倾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像瞿秋白、何叔衡、贺昌、刘伯坚、毛泽覃、古柏、周以栗等人，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根据地打游击。当时，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的瞿秋白得知被列入“留”的高级干部名单之后，去找张闻天，表示希望能够带他“走”。张深表同情，随即向博古做工作，但博古一点没有商量的余地。最初，他们连毛泽东也不打算带走，已决定将他派到雩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由于周恩来、朱德等人一再坚持，说毛泽东既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应该随军出发。在这种情况下，才被允许一起转移。

另外，国家保卫局在走之前，对犯“错误”的五六十个干部开列了一个留走名单。名单划分三类，一类杀掉，一类留在苏区，另一类可以随队出发。当保卫局长邓发带着名单，征求军委四局局长叶剑英的意见时，叶据理力争，表示坚决反对杀人。就是在他的极力建议下，这批受“左”倾领导打击排斥的所谓“犯错误”的干部，才得以保留下来。10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接替中央红军主力的防御，主力集中瑞金、雩都地区，准备执行新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