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对于圆明园画家村那些人来说，对外界的信息远远比现在匮乏的多，艺术市场也完全没有形成，大家都是在靠本能画画，破衣烂衫地扎堆在一起，像一捆葱，他们和学院派那些不一样，他们是草根，看不起中央美术学院和工艺美校那些所谓叫兽僵尸，教授讲师们更看不上他们，说他们扎堆在一起“只有生活，没有艺术”。

我已经不再羡慕那个状态了，但是我羡慕那个时代。

这些人中除了画画的，还有我们所知道的窦唯朴树他们那些搞摇滚的，还有诗人，有每天拿着一沓子照片去北电、片厂等着靠着要跑龙套做群众演员的，有无所事事留了长发或者剃了光头去混个“正当”“前卫”身份的，还有妓女，还有对中国这个“红薯”机体上有且还有这样一群“无常”状态的苍蝇部落惊讶不停的老外，还有纯真的女大学生和文学青年们……那个时侯唯一没有的是像现在798或者宋庄、昌平画家村的大批游客，因为那个时侯这些穿棉裤棉袄的人还没搭伙建网站，还没成为一个“现象”集体上央视，也没被那些整天唧唧歪歪意淫人民的大小杂志报纸采访传讹，所以那个时候没现在这么多人去东瞧西看，他们料不到这些村子还具备要成五·一、十·一黄金周景点的潜质。

每到阳光明媚的初春，他们在墙根儿穿着棉袄棉裤揣着袖子一溜蹲着晒太阳，我觉得这是极其美好的事情，甚至是寥寥仅仅的美好之一，至于说的有饭大家吃，在谁家窗外闻到酒味大家就排着队去敲门，据我所知还是比较少，还不是通常理解的所谓乌托邦的境地，但是已经很不错了，尽管像老栗、方力钧等人类似的河北邯郸人，还有云南、福建来的某某兄弟们，大家都基本在小圈子里还有更小的圈子，何况大家流派纷呈，观点参差，他说他喜欢莫兰迪，我说我喜欢莫迪里阿尼，画的却是巴尔丢斯或是俄罗斯风景之类，基本是自画自说状态，因为没有形成市场，也没有官办美学的审视介入，基本都认为只有自己是自己的评估标准，但是，大家的目的基本都是一样的——渴望被承认，先解决温饱，再顺便出名。

旺盛的时候有几百人，现在流散了。散了以后干什么的都有，画水墨的开了餐馆，还留着像韭菜一样的山羊胡子，做雕塑的带着几个民工搞了装修，还有人出国在街头也试着支了画架子，有的去拍片，当了先锋导演（“先锋”在中国的解释是“地下”），还有人现在被成为什么“教父”，有的依旧还会在各个大使馆的大小活动上獐头鼠目地出没，欲混个脸熟好兜售一下自己的观点找些口子把自己卖出去，不过，像岳敏君、张大力一样的确实有几个，现在一幅能卖几千万了，在纽约和香港的苏富比拍卖行上也能此起彼伏了，看着也让人欣慰和心酸。欣慰的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好在真有人拔出来的，心酸的是毕竟幸运的能跳腾的脑瓜活络的又确实有想法见地的属极少数。

听过一个段子，说的是一个替补演员，也住在画家村，他长的像不像毛泽东主席不好说，起码长得挺像古月先生，在古月先生染病或有事的时候去做做几个镜头的替补，据说他睡觉都穿着中山装，整日整夜衣冠楚楚的大背头，而且架势做派也是一番领袖风骨。他在这些破衣烂衫长发秃子里面自然是鲜艳明目的，所以每次大家一起上街，破衣烂衫长发秃子们拦不下出租的时候都会推“主席”上去，他就会摆个全世界人民几乎都熟识的姿势，站在路边，出租司机一般都是急刹车停下，惊羡且狐疑地看着他，这时很必然地，他退后一步，一招手，破衣烂衫长发秃子再蜂拥而上。

现在的宋庄和798工厂商业氛围太浓了，当然，这未尝不是好事，而且艺术市场比90年代也稍好一些，出现了一些有闲钱并且眼睛好使的又懂路子的收藏家，还有几个在国际艺术刊报上能说上话的艺术评论家，但是唯一没改观的是艺术的中间层——画商阶层没有完全形成，这个阶层往往是塑造艺人和整合市场的最佳枢纽，他们懂艺术家，也懂经营之道，还能在有资本的人堆里喝杯威士忌侃侃而谈当当座上客，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他们又得是材质很好的鸡屁股眼儿，还得是质感很好的鸡蛋筐，如果这两个物件儿不好，再好的母鸡下出来的基本也都是粪，除非跳过这个国际惯例去杀鸡取卵。

所以说，在中国很长一段当代美术史上和美术市场上，基本都是“杀鸡取卵”的输出模式。收藏家直接闻着味道撞在某个画家的身上，突然觉得鼻翼大开心旷神怡，就成交了，再朋友介绍朋友，朋友再介绍朋友，然后被邀请去某某馆子做个个展，作品和画家就被抬起来了。对于幸运的个别画家这是烧香磕头可遇不可求的，对于整体画家群体来说，这是嫦娥水袖里不小心掉下来的馅饼，几乎都是佳话，但是换个角度说，对于被撞上的人来说又是不幸的，因为画画的人一心专在创作上，整日云里来雾里去的形而上，不能让他又当母鸡下鸡蛋又要去卖鸡蛋，谈生意不是画家的强项，更何况卖的都是自己呕心沥血萃取的精神骨肉，所以结果基本都是很便宜就首肯了，因为灵魂在坚持，胃先妥协了。

也许再过几年还能好点。这应该是肯定的，但却肯定得不彻底，因为中国还在城市化进程上右打轮作转型扩张，人们要从“农民”到“市民”然后到“公民”的意识形态和法制制衡的转化，资本家的第一桶金已经打下，但是又随着第二桶溅出去了，普世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被时而拉长时而拍扁，资讯之乎信息者也在核爆炸地速度膨胀，时尚在炮制伪时尚，健康在塑造痿健康，“白猫黑猫”理论开始作为最后的谶语挑战自然资源、挑战仇富的不平衡心理、挑战各种食品日用品耐用品制造商开发商的益利标准和道德底线，也在挑战政府的执行力和平衡力……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将来再少再少应该最少不会像照片里的这些人一样，结局是被政府派了几辆卡车停在村口，来“帮助”“艺术家”们“搬家”，看着像秋后收割，搬出去一个就在红皮子的小本子上用红笔勾掉一个名字。

杨卫在一篇文章也提到过，他说“现在回想起来，还真觉得那时的福缘门村像个世外桃源，像个天堂和圣地。我后来甚至都不敢往下想，如果‘圆明园画家村’不在1995年解散，按照当时的情形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子？也许一切都是必然，就像人的生理周期，青春期有骚动，而人到中年就会变得相对沉稳。福缘门村所留下的是我们这一批人青春走过的痕迹，也必然会把我们这一批人重新送向各自的征程。”

古人说有破方有立，那个年代大概正是“破”的时期，这种“破”是源于人性到身体的解放过程中某种冲动与理想的释放。也正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来临，将中国的历史从过去禁锢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解放了出来，才真正使人们有了“某种”选择与自由。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是不会出现圆明园画家村的，当然，也就更不会出现现在的各种各样的艺术村落。从这个意义上说，圆明园画家村恰恰是一种承前启后的转折，它终结的是过去意识形态的桎梏，开启的是未来经济与人格上的自立，他们那时候和现在本质不同是，那时候的追寻和探求是从个体开始的，如今是一个集群效应，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悲剧，因为，任何组织和活动如果落实不到自由的生命个体身上，都只会成为某种利益集团的维护和附庸。

好在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所以要缅怀他们，缅怀他们那个时代的群居相对于现在商业浓郁的“艺术产业”，其间充满的原始、蒙昧和江湖况味，像极了我们每个人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