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润格,为了引古论今,人们常以郑板桥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所书的自定书画“润格”为例:“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帐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三尺价三千;任渠 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

这是郑板桥应拙公和尚所属而书,用以谢客。他的润格包括了尺幅、形式、价格以及润笔必须付白银这几方面的内容。但是到了民国时期, 书画家订立润格不仅较前代更为普遍,许多画家的润格还屡屡出现在当时的报刊上,从一个层面上反映了民国时期的艺术进入商品市场的状况, 而润格的内容也更加具体详尽。包括尺幅、形式(立轴、屏条、罗汉条、横披、扇面、册页、手卷等)、题材(山水、花鸟、人物、仕女、佛仙 神、牛马等)、画法(写意、工夹写、工细;青绿、水墨、仿古、随兴)、价格、折扣、收件地址等。一般在润格正文之后还有一些相关的说明 ,以1935年贺天健所订的润格为例,他在润格正文之后还加上“如欲补唐人法之点叶柳每株须另加润十元;青绿加倍;金笺加倍;长题每件加十元;点景、简易加半倍;繁重与艰难者加二倍”(当时其画工细山水价贵,四尺整纸每尺三十元)。另外通常还注明“先润后墨(笔)”或 “润笔(润资、笔资)先惠”,以及“纸劣及立索者不应”。

润格的订立一般有自订和他人代订两种。民国时期代订润格者大都是当时的名人,如:孙科(1891—1973)、蔡元培 (1868—1940)、于右任(1879—1964)、陈树人(1884—1948)等;郑曼青、黄宾虹、赵叔儒、戴云起等;也有好友,如邓实代、黄宾虹;还有弟子代老师者。这之中请名人代订润格既有捧场又有抬高身价的意思,如“李绮石山水篆刻直例”,不仅具有一般的润格内容,而且在正文之前还有一段介绍艺术特点和成就的文字,最末更罗列了许多介绍、代订润格的名人,有于右任、经亨颐、王震、张聿光、马企周、贺天健、蔡元培、陈树人、江小鹣、马公愚、钱瘦铁、汪亚尘。

润格自订出后往往经过一段时间画家会根据市场的情况重新进行修订,如马企周到1933年时润格已经是第七次重订。但也有一些画家则比较随便,如黄宾虹就认为“书画雅事,可赠可索,兴来挥洒,工拙不计”,因此黄宾虹自1924年订立新例后,直到1935年仍沿用此例 ,其间历经了十二年。

遵守润格也是画家的一种美德。俞剑华先生曾在《画家轶事》中记他的老师陈师曾为潘馨航画十六开册页,当时陈氏的润格每页只一金,潘氏以为太廉而致二十,陈氏不受,说:“吾画之价值虽不止此数,但润例既定,虽一文也不能多取”。(载《国画月刊》第一卷第九、十期)。

民国时期的画家润格没有今日偌大的悬殊,以黄宾虹1924至1935年间的润格为例:四尺六十元;五尺八十元;六尺一百元;卷册、 扇页每页二十元;双款设色加倍;花卉篆书减半。而如果以同时期刊物上所载画家润格中的四尺山水堂幅而论,那么秦仲文(1896—1974)为十六元,俞剑华(1895—1978)为三十二元,戴云起为十六元,秦清曾为四十元,马万里为五十元,马企周为四十八元,吴青霞为三十二元,张聿光(1885—1968)为十五元,陈子恒为十四元,熊松泉为二十六元,李绮石为十元,高尚之为十九元。

应该说这样的画价不要说对于当时的权贵,就是一般的知识阶层和薪金阶层也能承受得起,所以民国时期的书画收藏几乎是沿袭了清代的传统,形成了以国内的政商要人和文人雅士为服务对象而建立起来的艺术市场。民国时期的政界书画收藏家有:曾任教育总长、外交总长和代国务总理的汪大燮,财政次长汪向叔,徐世昌大总统的弟弟徐世章,司法总长的林长民,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等等,他们的薪金如果用来收藏几张黄宾虹想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大陆部长级官员的薪金如果购买一张普通的行画可能也不够,就更不用去想那天价的名画了,而在五十年代一个大学教授的薪金似乎也可以买几张齐白石。据有关资料记载南京的收藏家夏同浩就在那时以150元收藏了一张徐悲鸿的《饮马图》,用120元收藏了一张齐白石的《葡萄图》,至于被称为清初四大家之一王鉴的《仿黄子久笔意山水》也不过500元。到了“文革”期间那就更谈不上书画的收藏 ,对于普通人来说,属于“四旧”之物的书画,惟恐避之不及。可是也出了个大收藏家康生,只不过他的藏品不是买来的,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 从属于国家的仓库里调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