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举办的背景是日本占领了伪满洲国(之前称满洲里),并随时准备入侵中国。中国政府当局希望获得国际同情,希望全世界欣赏中国艺术。因此,东西方对中国艺术的鉴赏力,得以破天荒首次肩并肩相互媲美。当然,其间也有一些嘟嘟囔囔的埋怨之声。西方认为,中国并未拿出自己最好的绘画,觉得外国专家没有能力辨别好坏差别,因而将西方的奖学金项目推迟了几十年。中国方面,尤其是清华大学的学者们则认为,外国人得到了挑选展品的权利,不能确保中方出借展品的安全,“不应该把重要、有价值的珍宝送到国外”,而且,“一旦艺术品被大英博物馆征集,无论其价值如何,都不会允许它走出博物馆的大门”。中国政府的迫切愿望并未受到反对之声的影响。中华民国急于培养西方对自己的善意,为自己作为崛起强权的形象涂脂抹粉。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人群蜂拥而至,观众总数(有记录人次数为401768)打破了以往所有展览的纪录。当时,博物馆组织重磅大展的风气尚未形成,世界又深深陷入了萧条。正是在那种时刻,中国艺术闪亮登场!

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将两幅壁画残片、该馆所获战利品――那尊敦煌菩萨像,以及作为受邀演讲人的兰登・华尔纳送往英国参加展览会。1933年,美国最新的博物馆――堪萨斯城的威廉姆・罗克希尔・纳尔逊美术馆刚刚开馆。它将25件展品,包括该馆著名藏品玉璧(参见彩色插图3),以及该馆的未来研究员之星――劳伦斯・史克曼送往伦敦。阿比・洛克菲勒从基奎特庄园运去了自己的唐代菩萨像。值得注意的是,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缺席了那次展览会。该馆大包大揽的捐助人、董事登曼・罗斯坚决反对出借艺术品藏品参加展览。因此,美国的主要中国收藏并未在伦敦的展览会现身。但是,那次展览会最受观众欢迎的藏品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所藏石刻“飒露紫”。那是该馆两件石雕中的一件,来自西安附近的唐太宗昭陵。

公元636年,唐太宗(庙号)下令为自己和皇后长孙氏建造陵墓,墓址选在都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90公里处。昭陵的周长近60公里,或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帝王陵。陵墓建于九�山上,太宗希望借以展示自己的王权。其建造者们也指望依靠山体预防盗掘。太宗题字碑刻书:“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好盗息心,存没无累。”

若干年后,唐代著名诗人杜甫路过昭陵,他写道:

陵寝盘空曲,熊罴守翠微。

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

昭陵的设计者据说是名扬天下的阎立德和阎立本兄弟,兄弟俩都是建筑师、画家和宫廷官员。陵墓依山凿石进入山体,设有五道石门；墓室两厢列置石函,里面安放陪葬品。虽然太宗皇帝早就采取了预防措施,五代十国时期的节度使温韬(约逝于公元926年)还是钻进了陵墓,发现里面“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繇)、王(羲之)笔迹,纸墨如新”。

在建筑设计上,昭陵复制了唐太宗在都城长安的住宅。它被分为三部分:皇城、内城、外城,与长安城布局无异。陵墓建造用了十三年,包括最近统计的近200座附属贵族、皇戚、在宫廷侍奉中表现优异的宠臣以及将军们的陪葬墓。

在任期间,唐太宗制服了突厥人。突厥人前往长安,对唐王朝表示效忠。他们请求唐太宗担任“天可汗”即“可汗的可汗”。太宗答道:“我是大唐王朝的天子,将获天赐履行可汗职责。”突厥人被纳入了唐代帝国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社会。大唐帝国欢迎外国人――来自遥远社会的商人、僧侣和百姓――前往自己的都城。大唐帝国还允许异邦首领死后葬于唐代皇陵,与中国人享受同等待遇,这也是奖赏、安慰少数民族的一项成功措施。在皇陵陪葬是一种荣誉,也确保了异邦对“天子”和“可汗的可汗”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