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们都在讨论怎样讲好中国故事，而且已经有了许多好的经验。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又一次形成了讲述长征故事的热潮。这当中有许多真实感人的讲述，对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聂震宁

《红军长征记》

《西行漫记》

80年来，国内外记述红军长征的书籍可谓不胜枚举。可是，人们对最早讲述长征的书籍总是特别充满敬意。试想，80年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路浴血鏖战，一路生死搏杀，何等困苦，何等惨烈，谁能及时把这部震撼人心的“中国故事”传播于世，为被敌人铺天盖地蛊惑为“狼狈西窜”的英雄红军将士彪炳史册，可谓功莫大焉！

我国最早讲述长征“中国故事”的是老一辈革命家陈云。他亲笔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自1936年起就在国内外发表传播。

长征初期，陈云是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后任军委纵队政委。1935年1月，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云参加了遵义会议后，6月初受中央派遣离开长征队伍，在地下党组织护送下去上海，然后赴苏联与共产国际联系。在上海等待出发前往苏联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以廉臣为笔名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约3.4万字。文中用第一人称，假托一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写出随红军长征8个月的见闻笔录。陈云于当年8月抵达莫斯科，1936年，《随军西行见闻录》在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办的《救国时报》上连载。同年10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1938年3月，邹韬奋领导的生活书店出版了《随军西行见闻录》单行本，书名拟为《随军西征记》。1985年1月，为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随军西行见闻录》首次公开署名陈云，在《红旗》杂志上全文发表；同年6月，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部作品的真实性、可读性和亲历感堪称一流。

书中具体描述了红军突破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巧渡金沙江、勇夺泸定桥等主要战役的经过，红军的能征善战让读者们大开眼界。对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袖书中也有真切的描写：“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待人“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书中红军领导人个个平易近人、可亲可敬，展现了红军领袖的精神风貌和红军队伍官兵一致、纪律严明以及红军战士英勇顽强的气概。

全书讲述采用苏州评弹的叙述艺术，语调诚恳，节奏明快，故事生动活泼、真实可信。比如记述红军官兵同甘共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士兵，饭食一律平等。红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士兵相同，故朱德有‘火伕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这样的故事无疑让那些原本对红军感到陌生的读者受到深深的感动。

《随军西行见闻录》最迅速地成功讲述了长征的“中国故事”，不仅成功打破了敌人对中国革命消息的封锁和对红军将士的污蔑，鼓舞了在黑暗统治下的进步人士，同时书中宣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共御外侮的主张得到了欲救民族于危亡之中的许多有识之士的共鸣。作者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将文学性很自然地融于客观性之中，讲述了一个真实可信的传奇故事。

在国外，最早讲述长征“中国故事”的当首推美国人埃德加·斯诺。1936年6月，燕京大学讲师、美国记者斯诺在宋庆龄以及北平地下党市委书记黄敬的帮助下，进入陕北采访，写作了《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该书第五篇专门叙述红军长征的情况。英文原作于1937年10月由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仅1年中就再版5次，销售10万册以上，轰动世界。1938年1月，美国兰多姆出版社出版此书，在美国成为畅销书。美国著名作家拉奇曼著文评价说：“《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全世界报告了中国红军英勇的长征，首次刻画了共产党的著名人物，首次描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信念和目的。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事业给予了充分的报道。这一事业对本世纪30年代那些惧怕抗击法西斯的人们，是一个强有力的鼓舞。”据说罗斯福总统读了此书，成了“斯诺迷”，曾先后3次接见斯诺，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军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情况，并说“我觉得这样的人会赢得战争的”。

1938年董乐山将《红星照耀中国》译成中文，并改书名为《西行漫记》，以上海复社的名义出版。一个外国人的讲述，获得了传播上更为强烈的客观性，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对于长征这一伟大事件，亲历者集体讲述将是必不可少的。那么，第一次组织集体讲述的是毛泽东和朱德。1936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发出大规模地编辑红军战史，征集红军史料的通知。1936年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集红军长征回忆文章的号召。为了完成这次大规模的征集任务，中央专门组建了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经过3个月的努力，到10月底编委会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约50余万字。写稿者有2/3是战斗一线的指战员，稿件的文字尽管粗糙，有的甚至在一般水平之下，而内容却真实感人、质朴可爱。作家丁玲参加了此书的编辑工作，后来她感慨道：“它会使我感动，也会使我惭愧。我对这些伟大的事迹惊奇，受它的感动。我觉得我没有好好地多做一点事情，所以惭愧。从写作的观点上来说，我越看它越觉得自己生活经验不够。伟大的著作，绝不是文人在纸上调弄笔墨所可以成功的。”

此书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征集、整理、编辑工作。由朱德题写书名，是为《红军长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最后于1942年11月在延安出版，共30万字，上下册。《红军长征记》这是第一部相对完整记录长征历史的文献，它的完成，使得大量珍贵的长征史料得以保存。这部文献尚在初稿期间，曾经给前来采访的斯诺大量阅读过，为他的写作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而此书的诞生，对于国内外政治史、军事史及各类史学专家和广大读者，正面了解、认识、研究红军长征史，提供了最重要的文献资料。

关于红军长征“中国故事”最初的讲述，特别突出的是故事的真实性、客观性和亲历感。三部书的讲述者，无不让读者真切感受到其中内容的真实性，而内容的真实性主要来源于客观性。陈云假托受俘军医之口讲述，智慧地选择了一个客观的讲述角度；斯诺坚持以记者的客观性写作，人们不能不信服他书中的故事；红军将士的回忆也多是客观讲述过程。再就是亲历感，受俘军医是亲历者，记者是亲历者，红军将士的更是亲历者，在血写的事实面前，读者获得的只能是震撼和感叹。真实性、客观性以及亲历感，这就是最早的长征“中国故事”的成功之处，这也是给今天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启示。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