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东北经济问题备受关注。李克强总理的“投资不过山海关”说法，也引发很多人的思考。

2016上半年，东北三省增速依旧位列排行榜末端，辽宁更是以-1.0%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半年增速为负的省份。三季度东北经济呈现回暖迹象，有了企稳态势，但振兴东北经济，仍需要更彻底的改革驱动。

实际上，经过改革开放初期之后，在上世纪90年代，东北的相对竞争力就开始下降，由此才有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计划。2003年到2012年，振兴东北十年，东北三省固定投资年均增幅超过30%，固定投资占GDP的比例从2002年的30%，到了2012年，投资占GDP比例达到了82%。巨大的投资带动了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速，各种基建、各种投资让东北的GDP很好看。但这些钱并未形成有效的生产力，并未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直到最近两年，随着全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被掩盖的旧问题浮现出来，东北经济出现严重的停滞和下降。

东北经济当下的困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长期国企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系，效率低下又像一个黑洞一样，吸引了所有的优质资源，使东北缺乏民营企业生长的土壤；民营企业缺乏活力，拖累整个经济。

既然如此，一个显而易见的办法就是要收缩国有企业战线。对于现有竞争力领域的国有企业，要通过产权的多元化，逐步实现国有资产的退出。对于落后领域的国企，实施政策性破产。其次，大力推进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最后，要妥善解决好下岗分流职工的就业安置。

不过，这都是浅层次的改变。文化看北京，金融看上海，贸易看广州、杭州，科技看深圳，消费品制造业在江苏；东北相对优势在于装备制造业。东北汽车有长春一汽，机器人有新松机器人，造船有大连重工，飞机有沈飞与哈飞，高铁有中车……东北经济问题关键就在于有没有软件让硬件动起来。

李克强总理要求，“东北地区必须全面对标国内先进地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更大力度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开展优化投资营商环境专项行动，推动‘法治东北、信用东北’建设。”

法制与信用，恰好分属制度经济学中的外部制度与内部制度概念。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研究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在这里，制度指人际交往中的规则及社会组织的结构和机制，既包括法律、法规、政策等条文化的外部制度，也包括风俗、观念、习惯等内部制度。制度经济学认为，内部制度与外部制度一同深刻影响着经济的发展。

因此，不管是国企改革，产业升级，都必然面对制度性的制约，以及支持这些体系的世道人心。更为具体地说，只有东北的社会意识改变了对公务员的羡慕，对民营企业的鄙视，基层的办事员有了对前来办事的人的尊敬、酒桌上更加文明之后，东北经济才能真正的发展。从这个角度，东北或许需要一场思想上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