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取决于经济中需求和供给的相对平衡。在经济学中，对应着需求侧与供给侧两个重要概念。我们之前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做法是增加投资、刺激消费、扩大出口，这被称为需求侧的“三驾马车”。但就供给侧而言，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国内部分产能出现过剩而创新乏力；另一方面，老百姓日益增加的更高层次需求得不到满足。因此，2016年1月26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着重阐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出供给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经济领域实行以提升产品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来吸引消费的供给侧改革一样，文化产业也需要实行供给侧改革，那就是直面文艺创作有“高原”、缺“高峰”的矛盾，进一步坚持文艺作品“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标准，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引导到优质的作品审美中去。

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可以持续不断地提出文化多元化的主张，但不应事事都要与世界接轨

关于文化产业的供给侧改革，法国的“文化例外”政策值得借鉴。法国从二战结束起，就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促进电影产业多样性发展的政策措施。在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欧美视听产品巨大的贸易逆差（据说当时欧美视听产品进出口比达到12:1），法国人提出“文化产品不能等同于其他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所有属于精神文化的产品应当置于世界贸易谈判的范围之外”的“文化例外”原则。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次大会上，法国和加拿大共同提案，通过了一份拥有约束力的《保护文化多样性国际公约》。2013年6月14日，法国文化部长奥雷利·菲利佩蒂女士在《世界报》发表题为《法国——直面自由市场坚持“文化例外”的先锋》的文章，阐明法国坚持“文化例外”的立场和主张。她说：“‘文化例外’是法国深深怀有的政治信念和思想原则信念。我们认为，文化产品非一般商品，文化产品因其特殊价值不能屈从于市场。一个国家具备在世界上展现自身特色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能在盲目的市场法则中抛弃文化、迷失自己。”时至今日，法国电视台播放的影视作品在题材、体裁等诸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以至于“文化例外”原则已经上升为法国的国家理念，也必将成为法兰西民族传承的文化基因。作为一个文化大国，法国这一做法并未被认为是文化上的闭关锁国，反而被认为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表现。

就中国而言，作为一个有着漫长文明史的国家，在世界文明相摩相荡的今天，也需要有一种“文化例外”的勇气。我们的文化产业政策，应当是持续不断地在世界论坛上提出文化多元化的主张，而不是事事都要与世界接轨。曾几何时，我们的电影一经在国外获了一个什么奖，便在国内大吹大擂，甚至国家媒体也把手中的笔、话筒、镜头全都对准他们。这种引导使一些本来可以有更大成就的创作者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不但没有保持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反而出现了电影业的文化自卑和文化盲目。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的电影甚至还没有印度和伊朗电影那样保持足够鲜明的民族特色。国内的评论家们围着这些“洋奖”作品打转，自然影响了艺术的创作生产。要知道，最具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内涵意蕴的艺术品，如书法、国画、建筑等是不能“食洋不化”的。“洋奖”要不要？当然要。问题是我们在“美人之美”时，切不可忽略艺术产品在供给侧的“各美其美”。

在艺术创作的旨趣上，要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

按理说，人类社会存在以来，任何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美学家，他们在创作时是根本不会顾及自己的作品能否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的。艺术家的任务只是通过自己作为诗意存在的作品来言说人情物理，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引领人民精神生活。例如，被称为“孤篇压全唐”的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思考的是“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宇宙人生；梵高在创作《向日葵》时恐怕也是没有考虑画廊里的作品销售价格的；假如追求利润，中国历史上定不会出现陶渊明，因为他的作品是几百年后的苏轼才重新发现并进行“市场推广”的；假如追求利润，中国绝不可能出现“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旷古奇书《红楼梦》；可以说，在阅读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的作品时，是没有人会对他们给奴隶主带来多少“银子”感兴趣的。

当然，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下，艺术生产从来没有一个历史阶段像今天这样与经济作用联系得如此紧密。市场经济中的人才、科技、资本等各种经济要素都参与到了艺术创作中，他们自然要部分地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这种满足人民欣赏需求的做法本来无可厚非，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旦离开人民的阅读、人民的收听、人民的观看，文艺作品就没有了欣赏的对象、评鉴的主体、检验的尺度。一句话，离开了人民，文艺作品就没有了价值和意义。但是，在艺术创作的旨趣上，必须要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习近平总书记“最好”二字之意当是，如果一时实在在市场上不受欢迎，只要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这也是一种无可争辩的成功。这是一种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文艺思想。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文化产品亦如此。只有将我们的目光更多地聚集到文艺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这一“供给侧”，靠作品“把人的素质化高、靠艺术把人的境界养高，而只有那些高素质、高境界的人，才能保证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仲呈祥语）。这才是应有的智慧的文化社会经济学，才能真正在文化不平衡性上求得人类文化历史整体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有一个小笑话，当人民文学出版社发不起工资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印刷《红楼梦》。从过去、现在以至将来的整体经济效益来说，《红楼梦》的经济效益都是难以估量的。其中，光据其改编的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就在各电视台重播了800余次。更不用说其在塑造民族精神、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方面所起到的巨大社会效益。反观那些急功近利甚至靠炒作起家的文艺作品，单纯盯在了“消费侧”，以“视听奇观”“恶劣的个性化描写”吸引眼球，自然就成为了“市场的奴隶”。

让文艺“国家队”理直气壮地“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

一是坚持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历史的、人民的、美学的、艺术的”文艺批评标准，让文艺评论真正起到“刹车片”和“方向盘”的作用，在宣传上要追求文艺的“绿色GDP”。要克服文化批评领域出版物唯销量、电视剧唯收视率、电影唯票房论的不良倾向。媒体特别是国家新闻舆论机构不能犯“尾巴主义”错误，不能在“需求侧”亦步亦趋。文艺创作年度报告不能搞成经济报告，而要在文艺的“供给侧”以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作品、引领创作。

二是坚持“文化例外”原则，建立文艺“国家队”。不能让资金脆弱的国有文化机构进入市场同那些资金实力雄厚、又来争夺文化话语权的境内外资本一争高下，而是如古希腊的“戏剧补贴”一样增加投入，让文艺“国家队”理直气壮地“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

三是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消除过度娱乐化倾向。我们当然要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来适应需求，但不能实施娱乐化政策，而是要在“供给侧”以高雅的作品来塑造欣赏对象，“普及”的终极目的在于“提高”。随着人民群众文化水平和鉴赏素质的提高，我们已经到了摈弃“娱乐化”的历史阶段了，因为实践已经证明，我们吃了文艺“娱乐本体论”所衍生的历史虚无主义、伪现实主义等不少苦头。我们文艺的“需求侧”需要“供给侧”的哲学精神指引、历史镜鉴启迪以及文学力量推动。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