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由《郗璿墓识》的内容

论述其可信度和资料的珍贵性

《郗璿墓识》全文仅485字，而内涵非常丰富。王汝涛等先生认为其间有诸多疑点甚至错误之处，今谨分几个问题予以考辨。

1。右将军和右军将军问题

王汝涛先生说：“《墓识》的第一行与第二行，对王羲之均称之为右将军，比《晋书·王羲之传》记他为右军将军高了一个官品，有人据此《墓识》考证应是《晋书》所记错误。又据《晋书》，江虨为会稽内史，右军将军，《墓识》也写作右将军。谁对谁错呢？笔者以为《墓识》上的两个右将军都错了。”

关于这个问题，吴大新先生有一篇专论《“王右军”考论——王羲之是“右将军”还是“右军将军”》，从右军将军、右将军究竟是怎么一个官职，右将军与右军将军有什么不同，王羲之究竟是“右将军”还是“右军将军”，右将军、右军将军的混乱是如何造成的，王羲之是怎样成为右将军的，右将军会稽内史是否仍然掌兵等六个方面，通过分析唐修《晋书》以前各类文献对王羲之官职的记载，结合东晋的品秩，纵观王羲之一生仕历，认为王羲之所任是“右将军”而不是“右军将军”，右将军、会稽内史也不同于一般的郡守。（吴大新：《“王右军”考论——王羲之是“右将军”还是“右军将军”》，《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6月，第26卷第三期。）

吴先生罗列了唐以前十来种有关记录， （见同上文，这些记录有——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王羲之，晋右将军、会稽内史。”南朝梁或梁代以前所出《献之别传》：“[献之]祖父旷，淮南太守。父王羲之，右将军。”[见《世说新语·德行》“王之敬病笃”条刘孝标注引]南朝梁或梁代以前所出《王氏谱》：“凝之，字叔平，右将军羲之第二子也。”“肃之，字幼恭，右将军羲之第四子。”[见《世说新语·言语》“谢太傅寒雪日内集”条、“排调”篇“符郎初过江”条刘孝标注引]唐怀仁《集王书圣教序》：“弘福寺沙门怀仁集晋右将军王羲之书。”《陈书·始兴王伯茂传》：天嘉二年[561年]，“征北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墓，大获晋右将军王羲之及诸名贤遗迹。”唐何延之《兰亭记》：“《兰亭》者，晋右将军、会稽内史琅琊王羲之字逸少所书之诗序也。”唐武平一《徐氏法书记》“……今古独立者，见乎晋会稽内史右将军琅琊王羲之。”唐张彦远《法书要录》辑右军杂帖之《与郗家论婚书》[王羲之为小儿子献之提亲]：“右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敢致书司空高平郗公足下……”传王右军自作《记白云先生书诀》亦云：“维永和九年三月六日右将军王羲之记”。按：是王羲之自称“右将军”。南朝宋王愔《文字志》：“王羲之，字逸少……累迁右军将军、会稽内史。”[见《世说新语·言语》“谢太傅言王右军”条刘孝标注引]唐张怀瓘《书断》：“王羲之，字逸少……累迁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唐《晋书·王羲之传》：“……乃以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然后总结说：

西晋永嘉初年（公元307-308年）石尠墓志

总的看，唐以前作“右将军”的为多，唐以后，《晋书》正史一出，“舆论一律”，多作“右军将军”了。十分不解的是，《晋书》的“总编”是房玄龄，但据唐卢元卿《法书录》，在鉴定“逸少书一卷四帖”时仍作“晋右将军会稽内史”，而跋尾题署的名单中就有房玄龄！唐以后作“右将军”的尽管是少数，可注意的是宋朝桑世昌《兰亭考》详列兰亭会四十二人名单时，首者俨然为“右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

从现有文献来看，断王羲之为“右将军”似较正确。六朝人记载王羲之官位的《王氏谱》《献之别传》《采古今能书人名》及《文字志》中，只有《文字志》作“右军将军”。《文字志》讲的是书法，并非专门的人物传记，而且误将右军父王旷之“旷”写为“矿”，似不够严谨。《王氏谱》是专门的人物志，故可信度较大。

笔者还可以举出一些足以说明问题的记录：

宋陈思《书苑菁华》卷四：“晋右将军、会稽内史、赠金紫光禄大夫、琅琊王羲之字逸少书一卷四帖。贞观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臣蔡撝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申国公臣士廉，特进郑国公臣徵。”（宋陈思：《书苑菁华》卷4，宋刻本。）这是唐魏徵等在王羲之书帖上的题名。同上卷十三：宋米芾《宝晋英光集》卷七《跋王右军帖》：“右晋金紫光禄大夫、右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字逸少王略帖八十一字。”（宋米芾：《宝晋英光集》卷7，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6册，第134-135页。）米芾的跋应该是有所本的。

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一百二十四：“唐刻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庙堂碑为虞永兴得意之书，贞观四年，碑成，进墨本，赐以王逸少所佩右将军会稽内史黄银印。”（清倪涛：《六艺之一録》卷124，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32册，第521页。）清王杰《秘殿珠林续编》卷六：“宋拓王羲之道德经一册。[本幅]宋拓本二十一对幅，每幅纵七寸，横三寸八分，楷书《道德经》上篇，经文不录，首标‘晋右军王羲之书八分’，书上双龙圆印，下‘宣和’连印，末有‘右将军会稽内史印’”。（清王杰：《秘殿珠林续编》卷6，乾清宫，藏清内府钞本。）

以上这些材料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羲之的自称、自署、其印章中的文字及王羲之所佩黄银印上的文字，这些文字都无一例外地写作“右将军”。只要这些材料不是伪造的，那么王羲之曾任右将军就是事实。

吴先生还从王羲之一生的仕历结合晋代的官品制度作了详细考证：

纵观王羲之一生，先后曾任十职，（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已为四品，（拜）护军将军为三品，（迁）右将军仍为三品，（出）右将军、会稽内史仍为三品。问题的焦点在于，王羲之若为右军将军，则与前官、死后赠官难相衔接。第一，王羲之从三品的护军将军出任三品的右将军会稽内史，只不过从京官外放为地方官，完全正常。而如果是“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就降为四品了，这种安排不大可能。第二，《晋书》本传称，王羲之“年五十九卒，赠金紫光禄大夫”，金紫即金章紫绶。《晋书·职官志》云：“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缓者，品秩第二。”一般而言，魏晋优礼大臣，死时赠官只“晋”一级。因此，二品的赠官只能给三品的右将军，不能给四品的右军将军。第三，两晋门阀，子承父位。王羲之长子玄之早卒，次子王凝之沾了父亲的光，他的最后官职是“左将军、会稽内史”（见《晋书列传第五十》）。左将军与右将军是同一系列、同一品位的。这样，王羲之“右将军”与王凝之“左将军”也合上了。

现在我们再来读王羲之自己写的《临河序》：“……右将军司马太原孙承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孙承公即孙统，时官“右将军司马”，而这个“右将军”，就是王羲之本人！王羲之应为右将军。

吴先生行文至此有些激动，他显然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但“右军将军”的发生也很早，除了历史文献以外，出土文献亦已见，晋义熙三年（407）《谢求墓志》（球妻）“祖羲之，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二章，第289页，学林出版社，2005年。）此事距羲之去世仅四十多年，为何会如此，尚可深入探讨。

王汝涛先生认为作“右将军”错了的几个理由，第一是“考《晋书》虽晚出，《王羲之传》是唐太宗亲自为之写《传赞》的，当不误”。此点难以成立。为什么唐太宗写了《传赞》就不会错了呢？第二是“《世说新语》成书于刘宋时，书中却屡称王羲之为王右军”。“右军”不等于“右军将军”，也难以成立。第三，“《言语》篇刘注引《文字志》亦言任右军将军”。前文已作分析，文献中称王羲之为“右军将军”者确实有，但有可能是错的。第四，“至于称之为右将军，始见之于刘注所引的《王氏谱》，此谱成书晚于《世说》本书。似乎将右将军与右军将军合二为一，在齐梁之间”。也不是理由。

所以，《郗璿墓识》将王羲之的官职写作右将军，并没有错，反过来随着《墓识》真实性进一步得到验证，将成为王羲之所任乃“右将军”而非“右军将军”的有力证据。

2。“都乡”问题

《郗璿墓识》在首四行介绍郗氏和王羲之的籍贯时，都有“都乡”一词。“都乡”何解？

清顾炎武《日知录》都乡：

《集古录》宋宗悫母夫人墓志：涅阳县都乡安众里人。又云窆于秣陵县都乡石泉里。都乡之制，前史不载。按都乡盖即今之坊厢也，汉济阴太守孟郁尧庙碑：成阳仲氏，属都乡高相里。（清顾炎武：《日知录》卷22，清乾隆刻本。）

“都乡”，出土墓志所见多有，顾氏谓“即今之坊厢”，是否正确，有疑。

西南大学博士黄敏综合各家说法云：

要说同名异地，最多者莫过于“都乡”。从众多材料知基本上每个县都有一个都乡，且是县治所在，这种同名异地是行政政策实施过程中强加于地理名称的体现。出土文献中都乡的记录是最多的，尤其是三国吴简和墓志，三国吴简主要是长沙国的情况，墓志涉及的都乡遍及各个朝代、郡县，传世文献都乡记载并不多。

都乡所指历来说法不一。《日知录·都乡》说：“都乡之制，前史不载。按，都乡盖即今之坊厢也。”杨晨认为“都乡言乡，当是附城近地”。《汉书新证》说：“西汉初中期，各县最重都乡、都亭制度，都乡为各乡之首，都亭为各亭之首。”裘锡圭先生认为“古代称县治所在之乡为都乡”，侯旭东认为“按一般惯例，城镇所在的乡称为‘都乡’”，高诗敏认为都乡所指不确，时代不同都乡域不同。（黄敏：《汉魏六朝石刻乡里词语的整理与研究》，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窃以为裘先生的说法是比较准确的，都乡是县治所在之乡。

3。王羲之“年五十六”问题

正如本文在第一部分详细分析的，按照东晋时流行的谱牒式墓志的做法，墓主如为男性，则可在标题下先列其夫人，同样，如墓主为女性，当然应该先列出其丈夫，故《郗璿墓识》在标题下即先列出尚在世的王羲之：“前右将军、会稽内史，琅耶临沂都乡南仁里，讳羲之，字逸少，年五十六。”

王汝涛先生一方面说“年五十六”这句话是多余的，另一方面又说：“细思之，是王羲之升平二年年56岁，极容易考证出来，而郗璿及其七子一女（献之除外），当时的年龄却不容易考证。本来完全可以不写这四个字，或者作者有意识地证明王羲之生于公元303年而特意写上的吧？”

按照王先生的意思，此点造假并不难。

笔者以为多余不多余，这是就墓碑的行文规制而言的，本文第一部分已详作探讨，既然《郗璿墓识》是符合当时规制的，各碑在撰刻时有一些不同的处理方式，也不足为奇。此点不再讨论。

但升平二年五十六岁，明白地揭示了王羲之生于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关于王羲之的生卒年，在学术界存在多种观点，至今未作定论。

权威的大型综合性辞典《辞海》“王羲之”条，括注其生卒年为：公元321-379年，一作公元303-361年，又作公元307-365年。（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1999年版]，彩图缩印本[音序]，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第2181页。）显然以321-379为主。在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中也说法不一。（齐军：《一个人，两生死——语文教材中王羲之的生卒年月“辩”》，《语文建设》，2008年7、8月号。）关于王羲之生卒年的说法还不止这三种，孙鸣晨女史撰文归纳为五种，另外两种是公元303-379、公元306-364，这五种说法都有学者和一定理论支持。（孙鸣晨：《王羲之生卒年略考》，《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二期。）

据孙女史文，公元321-379年说出自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余嘉锡先生已考证其不足据。《十七帖》中王羲之说（周抚）“年政七十”，自己“年垂耳顺”。若依321年说，羲之59岁时已是公元379年，此时周抚已死14年了，何来“年政七十”之说？又《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罗时叙先生撰文考证，杜弘治死于公元321年，若此年王羲之刚生，何得见之而叹？（罗时叙：《王羲之生卒年及任江州刺史年代考证》，《九江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公元306年和公元307年生两说，不仅证据单薄，而且也经不起推敲。（参孙鸣晨：《王羲之生卒年略考》，《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二期。）

王羲之生于公元303年，《郗璿墓识》的出世，已可为关于王羲之生年的争议画上句号。

4。王羲之七子还是八子的问题

《郗璿墓识》在列出丈夫王羲之以后，理所应当列其子女。根据王羲之自叙及史料记载，王羲之有七子一女，（参王汝涛：《郗氏墓识考辨》，《临沂师范学院学报》第29卷第1期，2007年02月。）但《墓识》多了一个“长子”，于是王汝涛先生说：“论起资料的可信程度来，王羲之书信乃是第一手材料，《十七帖》与《晋书》本传都说王羲之有七子，足以证明《墓识》上在王玄之之前增加了一个长子为不可信。”

但《郗璿墓识》如系造假，为什么要造一个没有史料记载的“长子”出来，授人以柄呢？且《墓识》“长子”下没有写上名字及其他情况，显为很小就夭折的一个儿子，王羲之后来育成七子一女，不再提已夭折的儿子，是很正常的。

林乾良先生《王羲之妻郗氏墓识简介》：

论到子女，文中第五行仅“长子”两字，连名也未取。近代以前，新生儿的死亡率很高。难产出来的死婴以外又有脐带风（破伤风，俗称“七日风”）等。估计这个“长子”虽尚未赐名，但既生下来了，也不能不算，故保留了“伯”的地位。之前知道的王羲之长子玄之，字仲思；二子凝之，字叔平。向来学者对此感到不解，因为他违背了中国人兄弟排行所规定的伯、仲、叔、季的原则。今从《郗氏墓识》，则以上两个疑点即可迎刃而解了。（林乾良：《王羲之妻郗氏墓识简介》，《书法赏评》，2015年01期。）

王羲之夭折的长子如字“伯某”，次子仲思，三子叔平，四子季文，伯仲叔季已经用完，于是五子字幼恭，很巧妙地用了个与“季”含意相同的“幼”字，但接下去六子、七子、八子出世，只能另起序列，分别字子猷、子重、子敬了。王羲之与郗氏生了八个儿子，取名字也煞费苦心了。

王福权先生另有一解：

在现今的很多王氏族谱中，都有王玄之字伯远的记载，刘茂辰先生也认为王玄之就是伯远。至于是否可信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但是按照伯仲叔季（幼）子的顺序排列的话，如果王玄之是长子伯远，那么这个墓志的记载还是有误的。由于一般认为王凝之字叔平是可以定论的，那么夭折的很可能是王羲之的第二个儿子而不是长子。按照伯仲叔季子的排行“七儿一女说”并不可靠。（按此处所指是学说，并非是否定王羲之书信的内容）笔者认为是立场不同所造成的，王羲之所说的“吾有七儿一女”这个“有”当理解为存在，也就是在世的才能算“有”。如果是他的二儿子很小就夭折，他给人说自己子女的婚姻状况时自然不会算上这个早死的儿子。而我们在考证的时候和王羲之当时说话的立场是不一样的，我们不管他是否在世，强调的是客观存在。

可备一说。

不过数十年后，王羲之的这位长子也就被人遗忘了。《世说新语·品藻》：

桓玄为太傅，大会，朝臣毕集。坐裁竟，问王桢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注：《王氏谱》曰：桢之字公榦，琅邪人，徽之子，历侍中、大司马长史。弟七叔，献之也。]于时宾客为之咽气。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时之标，公是千载之英。”一坐欢然。（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下，中华书局，2007年，第646页。）

称王献之为第七叔，则是由玄之而下排序的。

《郗璿墓识》中的“长子”二字，为王羲之研究增添了重要材料。

5。王羲之诸子

的名字及婚配问题

除了长子以外，王羲之的其余七子在《郗璿墓识》中均有名字，其中除献之外，又均有婚配情况。上文已述及，七子的名字，符合古代取名的规则，据王汝涛先生梳理，凝之、肃之、徽之、操之、献之的名字及玄之之名，可见于《晋书》和《世说新语》，涣之之名，见于《二嫂》帖等。关于涣之，笔者还可以举出一条出土资料作补证，《谢球墓志》：“球妻琅瑘王德光，祖羲之，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父涣之，海盐令。”（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二章，第289页，学林出版社，2015年。）

玄之字仲思，涣之的字季文，并不见于传世史籍。

刘茂辰先生《王羲之的妻子儿孙考索》据《王氏宗谱》谓玄之字伯远，配庐江何氏，无子，以凝之长子蕴为嗣，且进一步推论羲之书帖中多次提到的“远”这个人就是玄之，王珣《伯远帖》中的伯远也是玄之。（刘茂辰：《王羲之的妻子儿孙考索》，《临沂师专学报》，1994年第一期。）似难以令人信服。王福权先生说：“有学者认为王玄之字伯远，因而认为伯远就是王玄之。笔者曾经想过这个观点，如果延续下去推理，历史记载王玄之早卒，他曾经参加过353年的兰亭雅集，之后再无记载，即使王玄之在王羲之时（361年去世）去世，那么王珣写此帖时才12岁，这么小应该是写不出来那样的笔力的。所以，‘伯远’不可能是王玄之。”（王福权：《伯远帖释文新论》，《青少年书法》，2011年14期。）刘茂辰先生又引《宗谱》谓涣之字淳之，（刘茂辰：《王羲之的妻子儿孙考索》，《临沂师专学报》，1994年第一期。）与取名字的规则不符，亦恐难取信。

《墓识》所列王羲之八子中，除长子和幼子献之外，其余六子的婚配、亲家情况均有记录，其中除凝之外，其余五子之婚配史无明文，为独有资料，这些资料，在现存传世和出土文献中亦大多可以得到印证。容逐一审视。

《郗璿墓识》：“次子玄之，字仲思，妻囗阳范氏，父讳汪，字玄平，吏部尚书。”

范汪《晋书》有传：“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晷之孙也。父稚，蚤卒。汪少孤贫，六岁过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荆州刺史王澄见而奇之曰：‘兴范族者，必是子也。’”后所记历官中无吏部尚书，桓温北伐后赋闲，卒年六十五。（唐房玄龄：《晋书》卷75《范汪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982页。）又《晋书·良吏传》，“范晷，字彦长，南阳顺阳人”，（唐房玄龄：《晋书》卷90《范汪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336页。）而《世说新语·排调》刘注引《范汪别传》曰：“汪字玄平，颍阳人。左将军略之孙，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识，博涉经籍，致誉于时。历吏部尚书、徐兖二州刺史。”（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之下，中华书局，2007年，第946页。）这里写到了“吏部尚书”。关于“颍阳”，清吴士鉴《晋书斠注》“荀顗字景倩，颍川人”注：“《文选·为萧扬州荐士表》注引臧荣绪《晋书》作颍阳人。案：《地理志》颍川郡有颍阴，无颍阳，阳字为阴之讹。本传失载县名。”（清吴士鉴：《晋书斠注》卷39，民国嘉业堂刻本。）《世说新语》另一处引《王氏谱》曰：“王坦之娶顺阳郡范汪女，名葢，即宁妹也，生忱。”（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上，中华书局，2007年，第405页。）范汪之郡望应依《晋书》及《王氏谱》作顺阳，惜《郗璿墓识》“顺”字无法辨认。《世说新语》“左将军略之孙”，“略”当依《晋书》作“晷”，盖形近而误。范汪著有《棋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上，中华书局，2007年，第381页。）又有《范汪集》十卷。（清丁辰：《补晋书艺文志》卷四，清光緖刻常熟丁氏丛书本。下云：谨按见《七录》，《隋志》一卷，《两唐志》八卷，本书有传。）

《郗璿墓识》：“次子凝之，字叔平，妻陈国谢氏，父讳弈，字无弈，使持节、安西将军、豫州刺史。”

此事传世文献多有记载，出土文献亦可证，《谢珫墓志》：长姑讳韫，字令姜，适琅瑘王凝之，江州刺史。（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二章，第292页图，第293页文，学林出版社，2015年。）

王汝涛先生说，“这一年谢弈已经死去，当于其官职前加一‘故’字”。按谢弈固然卒于升平二年，《晋书》帝纪：“（升平二年）秋八月，安西将军谢奕卒。”（唐房玄龄《晋书》卷8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203页。）但郗璿卒在四月，其时谢弈尚存，怎么能加“故”字？

《郗璿墓识》：“次子涣之，字季文，妻颍川陈氏，父讳逵，字林道，使持节、卫将军、淮南内史。”

《世说新语·品藻》注引《陈逵别传》曰：“逵字林道，颍川许昌人，祖淮，太尉，父畛，光禄大夫。逵少有干，以清敏立名，袭封广陵公，黄门郎、西中郎将，领梁、淮南二郡太守。”（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下，中华书局，2007年，第630页。）郡望、名字同，历官不同，王汝涛先生以《墓识》误，未作论证。又王先生说“淮南内史”之“内”字系“刺”字之误，不知有何依据，“内史”自是一种官名，且“淮南内史”《晋书》中亦多有，为何一定要作“刺史”？

《郗璿墓识》：“次子肃之，字幼恭，妻陈国殷氏，父讳浩字渊源，使持节、中军将军、扬州刺史。”

王汝涛认为：官职中使持节应作假节。《晋书》本传有“于是以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唐房玄龄《晋书》卷77，中华书局，1975年，第2045页。） 未载“使持节”，待考。

王汝涛和王福权两位先生都认为升平二年，殷浩己革职为民而死，官职上应依第一、三行王羲之例，加个“前”字或“故”字。这最多只能说明《郗璿墓识》体例尚不够严密。

《郗璿墓识》：“次子徽之，字子猷，妻汝南梅氏，父讳籍，字项羽，荧阳太守。”

王汝涛先生说，“徽之岳父梅籍无考，然汝南郡的大族确有梅氏”。

今按《世说新语·方正》“梅颐尝有惠于陶公”条注引《晋诸公赞》：“颐字公真，汝南西平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之下，中华书局，2007年，第378页。）又为一证。“荧阳”似当作“荥阳”，然王汝涛先生认为“荥”写作“荧”是当时的习惯。

《郗璿墓识》：“次子操之，字子重，妻济阳江氏，父讳虨（按：原碑无三撇，考见下文第三部分），字思玄，右囗囗、会稽内史。”

《世说新语·方正》：

江仆射年少，王丞相呼与共棊，王手尝不如两道许，而欲敌道戏，试以观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尔？”[注：徐广《晋纪》曰：“江虨字思玄，陈留人，博学知名，兼善弈，为中兴之冠。累迁尚书左仆射、护军将军。”]旁有客曰：“此年少戏乃不恶。”王徐举首曰：“此年少非唯围棊见胜。”[注：范汪《棊品》曰：“虨与王恬等棊第一品，导第五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之下，中华书局，2007年，第381页。）

《世说新语》以其郡望为陈留，《墓识》则作济阳。王汝涛先生说，“《晋书》写江虨为陈留圉人，《墓识》写作济阳人，有见识，因为晋代的陈留国只有济阳，而无圉县了”。按西晋惠帝以前，陈留、济阳不分治，其后晋惠帝分陈留郡东部一部分为济阳国，东晋改国为郡。故两者并不矛盾。其官职无考。有《护军将军江虨集》五卷录一卷。（清丁辰：《补晋书艺文志》卷四清光绪刻常熟丁氏丛书本。下云：谨按见《七录》，“虨”隋志误“彬”。本书有传。）

但王先生说，羲之诸子联姻之家，可考者原只二人（凝之、献之），《墓识》增至六人，所增者是否可信，是应考者。上引刘茂辰先生文据《王氏宗谱》和《金庭王氏族谱》玄之配庐江何氏，操之娶的贺氏，是司空贺循的孙女。与《郗璿墓识》不同。

6。王羲之女儿问题

《郗璿墓识》在其八个儿子之后，列出了女儿的情况：女适南阳刘畅，字序元，抚军大将军掾，父遐，字子囗，囗将军、会稽内史。

此与《世说新语·品藻》注所记相合：

桓玄问刘太常曰：“我何如谢太傅？”[注：《刘瑾集叙》曰：瑾字仲璋，南阳人，祖遐，父畅，畅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才力，历尚书太常卿。]刘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贤舅子敬？”答曰：“樝梨橘柚，各有其美。”[注：《庄子》曰：“樝梨橘柚，其味相反，皆可于口也。”]（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下，中华书局，2007年，第646页。）

王福权先生说，《墓识》及儿子亲家，均用“讳”字，而此处没有，是极低级脱文现象。笔者以为，《墓识》体例不严，容或有之，谓为“极低级”，过矣。

王汝涛先生说：“关于王羲之的女儿的资料，自来考证之人不多。清代鲁一同取得一些成果。他在《王右军年谱》中引《世说》刘孝标注桓玄与刘瑾的对话：刘瑾，字仲璋，南阳人，祖遐、父畅。畅娶王羲之女，生瑾。至于羲之的女儿叫什么名字，鲁亦未考证出来。”有关王羲之女儿婆家的线索，虽然并不难寻，但在《墓识》中表出了刘遐、刘畅的籍贯、字和官职，是他处未见的，增添了珍贵的资料。

王先生考证羲之女名孟姜，“因而思索，鲁一同……不知羲之的女儿字孟姜，情有可原，但《郗氏墓识》的撰文者，定然熟悉王羲之全家的事，竟然不能如七子一样写出孟姜的名字来，这又不能不令人怀疑《墓识》并非东晋时人秉笔的。”

王先生的怀疑似乎没有充足的理由，《郗璿墓识》凡女性均未表出名字，包括羲之之女，羲之各子之妻，郗氏之姐妹。

7。郗氏外氏问题

《郗璿墓识》在郗氏儿女之后，列出了她娘家的情况，先介绍其外祖（实际上是母亲）的姓氏：夫人外氏沛国武氏。

王汝涛先生说：“夫人外氏沛国武氏”这八个字更是多余的了。郗氏墓志，详记郗氏娘家人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何必连郗璿外祖父家人都记上？如果论起重要性来，倒是应该记上其父郗鉴。倘若说是时郗鉴已死，那么谢奕、殷浩都是已死之人，为何又都写入墓志了呢？

王先生又说：这一部分只有八个字，一个有关系的人名都没有写出来，而且根据墓志体例，没有必要写墓主外氏的。又只写郗璿的外氏姓武，无法考实。

王福权先生发出了同样的责难：识文所记“外氏”并非“外室”，指郗璿的母氏。古人记载先辈无非是为了显名望，那么为何记载其母亲“沛国武氏”，却不记载鼎鼎大名的其父郗鉴呢？关于郗璿的弟弟妹妹等记载颇为详尽，但是为什么连小辈都记载了却不记载长辈呢？与礼不合，与理不合。

这些责难也没有充分的理由。盖因两位王先生有认为此墓识不合他们心中的规制的先入之见，遂有“多余”之论。

夫人姓郗，其父当然也姓郗，而且郗鉴是当时的名人，因而没有予以介绍。在其下列出姐弟妹之前，先介绍母亲的姓氏，也未尝不可。“无法考实”，不等于是错的。由此得知郗鉴的夫人姓武，也是有用的资料。

8。郗氏姐妹弟问题

《墓识》在“外氏沛国武氏”下，列出了郗夫人的长姊、妹、弟愔、妹和弟昙五位平辈的情况。

“夫人长姊，丧乱相失。”据《晋书·郗鉴传》：郗鉴，“少孤贫，博览经籍，躬耕陇亩，吟咏不倦。以儒雅著名，不应州命”。当两晋之交，“京师不守，寇难锋起，鉴遂陷于陈午贼中”。“午以鉴有名于世，将逼为主，鉴逃而获免。午寻溃散，鉴得归乡里。于时所在饥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义者，相与资赡。鉴复分所得，以恤宗族及乡曲孤老，赖而全济者甚多，……遂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唐房玄龄：《晋书》卷67，中华书局，1975年，第1796页。）又《太平御览》引《晋中兴书》：郗鉴“家本书生，后因丧乱，解巾从戎”。（宋王钦若：《太平御览》卷207引《晋中兴书》，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95册，第76页。）郗璿长姊之失踪，应即在西晋之末。

王先生说：“其长姊名下，只有‘囗囗相关’四字，含义无法理解，使人加重对《墓识》的怀疑。”这可能是因为王先生所得《墓识》拓本模糊难辨，无法识别“丧乱”二字的缘故，不能苛求王先生。

《墓识》：“妹适济阴卞轸，字道重，封建兴公。”王汝涛先生指出“轸”当作“眕”，《晋书》有传。是。

卞眕之父卞壸，被誉为“兖州八伯”之一，盖拟古之八隽也。（唐房玄龄：《晋书》卷49《羊曼传》：“羊曼字祖延，太傅祜兄孙也。父暨，阳平太守。曼少知名，本州礼命太傅，辟皆不就。避难渡江，元帝以为鎭东参军，转丞相主，委以机密。历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晋陵太守，以公事免。曼任达颓纵，好饮酒，温峤、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并为中兴名士。时州里称陈留阮放为宏伯，高平郗鉴为方伯，泰山胡毋辅之为达伯，济阴卞壸为裁伯，陈留蔡谟为朗伯，阮孚为诞伯，高平刘绥为委伯，而曼为濌伯，凡八人，号兖州八伯，盖拟古之八隽也。”中华书局，1975年，第1382页。）卞眕父子兄弟同死于苏峻之难。（唐房玄龄：《晋书》卷70《卞壸传》：“卞壸字望之，济阴冤句人也。祖统，琅邪内史，父粹，以清辩鉴察称。兄弟六人并登宰府，世称‘卞氏六龙，玄仁无双’。玄仁，粹字也。……壸迁吏部尚书。王含之难，加中军将军，含灭，以功封建兴县公。……峻进攻青溪，壸与诸军距击不能禁，贼放火烧宫寺，六军败绩。壸时发背创犹未合，力疾而战，率厉散众及左右吏数百人攻贼，麾下苦战，遂死之。时年四十八。二子眕、盱，见父没，相随赴贼，同时见害。……于是改赠壸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贞，祠以太牢；赠世子眕散骑侍郎；眕弟盱奉车都尉。眕母裴氏抚二子尸哭曰：‘父为忠臣，汝为孝子，夫何恨乎？’征士翟汤闻之叹曰：‘父死于君，子死于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门。’……壸第三子瞻，位至广州刺史，瞻弟眈，尚书郎。”中华书局，1975年，第1866页。）

卞壸曾被封为建兴县公之事，《晋书》卷六帝纪第六亦有记载：

（太宁二年七月）丁酉，帝还宫，大赦，惟敦党不原。于是分遣诸将，追其党与，悉平之。封司徒王导为始兴郡公，邑三千户，赐绢九千匹，丹杨尹温峤建宁县公，尚书卞壸建兴县公，中书监庾亮永昌县公，北中郎将刘遐泉陵县公，奋武将军苏峻邵陵县公，邑各千八百户，绢各五千四百匹。（唐房玄龄：《晋书》卷6《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62页。）

据史载综合分析，卞壸生于公元281年，卒于公元328年，即咸和三年，时王羲之26岁，郗璿小羲之数岁，郗璿妹又稍小，卞眕乃卞壸长子，从年龄上看，是相合的。

卞壸籍贯济阴，卞眕建兴公，当为袭父之封。《郗璿墓识》所列与史合。惟眕兄弟四人之名均为目旁，《墓识》作车旁，音同而已，误矣。

《郗璿墓识》：“弟愔字方回，临海太守，南昌公。”

郗愔亦为当时名人，南昌公为袭爵，临海太守为其最后任职。《晋书》本传：“愔字方回，少不交竞。弱冠除散骑侍郎，不拜。性至孝，居父母忧，殆将灭性。服阕，袭爵南昌公，征拜中书侍郎。骠骑何充辅政，征北将军褚裒鎭京口，皆以愔为长史。再迁黄门侍郎。时吴郡守阕，欲以愔为太守，愔自以资望少，不宜超莅大郡，朝议嘉之。转为临海太守。会弟昙卒，益无处世意，在郡优游，颇称简默，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唐房玄龄：《晋书》卷67，中华书局，1975年，第1801-1802页。）南昌公原为其父郗鉴之封爵，《晋书》帝纪：（咸康五年八月）“辛酉太尉南昌公郗鉴薨。”（唐房玄龄：《晋书》卷7《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82页。）

是《墓识》所列之职、爵均与史相合。

《郗璿墓识》：“妹适济阳蔡奚，字子叔，太宰司马。”

王汝涛先生说：“次妹适（《墓识》错成‘识’字）济阳蔡奚，字子狩。《世说新语·雅量》刘注《中兴书》有蔡系，字子叔。《晋书·蔡谟传》于其名亦作蔡系。想是《墓识》有误。”他指出“蔡奚”当作“蔡系”，是，与上文“卞眕”作“卞轸”一样，《墓识》用了一个同音字。但王先生将“子叔”之“叔”字释作“狩”，错了。

关于蔡氏的郡望，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赵培海有专门研究，他认为蔡氏著名的郡望一是陈留，二是济阳，这两个郡望是前后相继的，先有陈留郡望而后有济阳郡望，甚至可以说陈留郡望最后被济阳郡望所取代。西晋惠帝以前，陈留、济阳不分治，此时的蔡氏一般称为陈留蔡氏。晋惠帝分陈留郡东部一部分为济阳国，东晋改国为郡，此后蔡氏中的一部分又习惯上称为济阳蔡氏。随着济阳蔡氏声望日隆甚至超过陈留蔡氏，济阳郡望存在于门第之风渐盛的六朝时代，“当世氏族每以郡望别高下，故土虽失，常欲存旧名以资辨识，故虽远侨他地，犹称故郡”。蔡姓之人即使在南渡江南之后，虽已经远离故土，依然把名声日隆的济阳作为其郡望而引以为豪。

赵培海又说：

我们可以把蔡谟至南朝蔡氏世系的传承联系起来，即：蔡谟-蔡系-蔡琳-蔡廓。值得注意的是：在蔡廓这里，蔡氏郡望第一次出现了变化，由“陈留”到“济阳”。在此之前，《晋书》卷七十七《蔡谟传》载蔡谟被赐与济阳男爵，蔡谟成为名副其实的济阳蔡氏的开山始祖，这是陈留蔡氏转化为济阳蔡氏的一个契机。此后，在南朝的蔡氏家族成员开始冠以“济阳”之名。（赵培海：《汉晋南朝济阳蔡氏家族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这段论述有一个小小的矛盾，一方面说，“在蔡廓这里，蔡氏郡望第一次出现了变化，由‘陈留’到‘济阳’”。一方面又说，“蔡谟被赐与济阳男爵，蔡谟成为名副其实的济阳蔡氏的开山始祖，这是陈留蔡氏转化为济阳蔡氏的一个契机。此后，在南朝的蔡氏家族成员开始冠以‘济阳’之名”，从《郗璿墓识》所记来看，蔡系的郡望已经被记为济阳，蔡廓是蔡系的孙子，恐怕还是应该说从蔡谟以后蔡氏的郡望由陈留转化为济阳。

清吴士鉴《晋书斠注·蔡谟传》：

蔡谟，字道明，陈留考城人也。[注：《世说·方正篇》注引《蔡司徒别传》作济阳考城人。案济阳郡为济阴之误，详《地理志》注。惟《地理志》陈留郡亦无考城县，盖溯其旧望耳。]……转掌吏部，以平苏峻勋赐爵济阳男……长子邵，永嘉太守；少子系，有才学文义。[注：《世说·雅量篇》注：《中兴书》曰蔡系字子叔，司徒谟第二子，有文理。《隋志》梁有《抚军长史蔡系集》，二卷，亡。《唐志》仍著录。《南史·蔡廓传》：祖系，抚军长史。]（清吴士鉴：《晋书斠注》卷77《蔡谟传》，民国嘉业堂刻本。）

吴氏注谓济阳郡为济阴之误，颇有疑问。史载蔡系为抚军长史，《墓识》作太宰司马，应该也是郗璿逝世时的官职。

蔡系为当时著名正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上：“支道林还东，[《高逸沙门传》曰：遁为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还就岩穴。]时贤并送于征虏亭，[《丹阳记》曰：太安中征虏将军谢安立此亭，因以为名。]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中兴书》曰：蔡系字子叔，济阳人，司徒谟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抚军长史。]谢万石后来，坐小远。蔡暂起，谢移就其处，蔡还，见谢在焉，因合褥举谢掷地，自复坐，谢冠帻倾脱，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觉瞋沮。坐定，谓蔡曰：‘卿奇人，殆坏我面。’蔡答曰：‘我本不为卿面作计。’其后二人俱不介意。”中华书局，2007年。第439页。）

宋王应麟《玉海》谓皇侃疏《论语》列有蔡谟、蔡奚等人之名，此蔡奚如即蔡系，则与《郗璿墓识》所记同，当考。（宋王应麟：《玉海》卷41艺文：“《唐志》：《皇侃疏》十卷，[注：邢昺以为援引不经，词意浅陋。]《禇仲都讲疏》十卷，《贾公彦疏》十卷。《中兴书目》：梁国子助敎皇侃以《何晏集解》去取为疏十卷，又列晋卫瓘、缪播、栾肇、郭象、蔡谟、袁宏、江厚、蔡奚、李充。”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4册，第141页。）

《郗璿墓识》：“弟昙，字重熙，散骑常侍，北中郎军司。”

《晋书·郗鉴传》附《郗昙传》：

昙字重煕，少赐爵东安县开国伯。司徒王导辟秘书郎，朝论以昙名臣之子，每逼以宪制。年三十始拜通直散骑侍郎，迁中书侍郎。简文帝为抚军，引为司马。寻除尙书吏部郎，拜御史中丞。时北中郎荀羡有疾，朝廷以昙为羡军司，加散骑常侍。顷之，羡征还，仍除北中郎将，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鎭下邳。后与贼帅傅末波等战失利，降号建威将军，寻卒，年四十二。追赠北中郎，谥曰简，子恢嗣。（唐房玄龄：《晋书》卷67《郗鉴传》附《郗昙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805页。）

王福权先生认为，记载郗昙时“北中郎将”缺少“将”字，是极低级脱文现象，王汝涛先生也认为少了“将”字。但上引传中“时北中郎荀羡有疾，朝廷以昙为羡军司，加散骑常侍”，荀羡为北中郎，郗昙为其军司，即北中郎军司，这一点没有错，问题是其后郗昙又被除北中郎将，两项任命的时间如何。《晋书》帝纪：“（升平二年八月）壬申，以散骑常侍郗昙为北中郎将、持节、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镇下邳。”（唐房玄龄：《晋书》卷7《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203页。）《郗璿墓识》记郗璿卒于升平二年四月，郗昙至八月方为北中郎将，《墓识》怎么可能记录尚未发生的事情？关于此点，王汝涛先生说：“（《墓识》）大部分入志人的官职都扣准了升平二年这个年代，如书郗昙为北中郎将军司是对的，因为下一年他就实任北中郎将了。”不过他用了“扣准”这样的字眼，似乎在暗示造假者的细密之处。

王先生又说：郗鉴是否生四女，其长女嫁与何人，三、四两女是否即嫁与卞眕、蔡系，无其他佐证。

9。郗氏年寿问题

《郗璿墓识》末两行明确记载郗氏薨于升平二年四月。

对于《墓识》的干支纪年月日方式和准确性，王福权先生提出了质疑：

按照“郗璿墓识”的原意，笔者给郗璿的埋葬时间进行了补全，按照其相近的时间，应该是在郗璿死后第四十九天所埋葬。东晋戊午年丁巳月庚申日（5月30日，四月初七）薨，戊午年己未月庚戌日（7月19日，五月廿七）葬。五月廿八日的天干地支是辛亥，五月二十七日才是庚戌。也就是说墓识上的日期和天干地支相矛盾。历史上很少有记载了详细日期还要重复加上天干地支的，如同时的《王兴之墓志》“咸康六年十月十八日卒。以七年七月廿六日葬于丹杨建康之白石。”一般是不说日的时候才用日期的天干地支。如《张镇碑志》“太宁三年太岁在乙酉，侯年八十，薨。”而且四十九天这么长的时间却有这么多的别字和脱文，根据王兴之家族墓志的风格，东晋家族墓志应该是有专人管理撰文、书写和刊石的。那么历史上所传的“王太保家法”难道就是这样刻墓识的么？

《郗璿墓识》最后两行中所记录的郗璿薨日为“升平二年，戊午岁，四月甲寅朔，七日庚申”，日期干支等均没有错，葬日的月份漫漶难辨，但可推算而得，查此年五月为甲申朔，六月为癸丑朔，六月二十八日为庚戌日，则郗璿的葬日为其年六月二十八日。不知道王福权先生说“应该是在郗璿死后第四十九天所埋葬”有什么依据？至于干支与数字并用纪年月日，也是古代常用的方法，如东晋《王建之墓志》，拓本中所见开首即为：“（前缺一行）年，四月癸亥朔，廿六日戊子合葬。”又刘宋《谢珫墓志》拓本中亦有：“永初二年，太岁辛酉，夏五月戊申朔，廿七日甲戌。”（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二章，第285页图、第292页右上图，学林出版社，2015年。）王福权先生由此而引申出的责难是没有道理的。

但这一点还不是主要的。

王汝涛先生说：“欲验证此碑为真为赝，关键的问题，是古代文献有没有王羲之夫人活了多少岁的记载，倘若有，记载是否可靠。”

王先生又说：有两种南朝著作记载着郗璿活了90岁，其卒年为公元399年。其根据是《世说新语·贤媛》中的一段话：

王尚书惠尝看王右军夫人，[注：《宋书》曰：惠字令明，琅邪人，历吏部尚书，赠太常卿。]问：“眼耳未觉恶不？”[注：《妇人集》载《谢表》曰：“妾年九十，孤骸独存，愿蒙哀矜，赐其鞠养。”]答曰：“髪白齿落，属乎形骸。至于眼耳，关于神明，那可便与人隔？”（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之上，中华书局，2007年，第823页。）

王先生说：这段记载是可信的，因为《世说新语》既记王惠去看郗璿，惠晋末宋初始为官，那时间总该是东晋末年了，郗谈及发白齿落，当然时已年老。又刘孝标注引《妇人集》载有郗璿给皇帝的《谢表》，自称年已九十，又称孤骸独存。据余嘉锡先生考证，应是指儿子王凝之死后，再没有儿子供养自己，得到朝廷的鞠养，故表示感谢。王凝之公元399年5月被孙恩所害，郗璿应是死于公元399年或其后。

王先生又由此引申说：《郗氏墓志》来历未明，内容又多有与史书不合处，特别表出郗璿死于升平二年，只是孤证。反观《世说新语》所记，三部书文互证：《世说》记其活到东晋晚年，《妇人集》记其年届九十，《谢表》记其孤骸独存，官家养育。当时二书一文，各自独立，作者不可能互相串通。而刘孝标注世说，引书谨严有据，一向受学者交口称道。向皇帝上谢表这种内容，无人敢于伪造的，故《郗璿墓志》不可信的成分居多，郗璿活至九十说，还无法推倒。

王汝涛先生还在其文之结语中说，无法否定郗璿活到90岁的记载，是《郗璿墓识》最关键性的错误。

确实，这是判断《郗璿墓识》真伪绕不开的核心问题。

关于郗璿年届九十说，根据就是《世说新语》中的一段话。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此处有两条注释，一条是关于王惠的：“程炎震云：‘王惠，劭之孙，导之曾孙，右军孙行也。’”说明王惠为何要去看望右军夫人。另一条是关于右军夫人的：“嘉锡按：《真诰·阐幽微篇》注云：‘逸少升平五年辛酉岁亡，年五十九。’夫人若与右军年相上下，则其九十岁当在太元十七年前后。然王凝之至隆安三年五月始为孙恩所害，夫人上此表时，若凝之犹在，则不应云孤骸独存。夫人为郗愔之姊，愔以太元九年卒，年七十二。夫人较愔仅大二三岁，则其九十岁时，正当隆安三四年间，其诸子死亡殆尽，朝廷悯凝之没于王事，故赐其母以鞠养也。”按照余先生的两种推算，太元十七年为公元393年，隆安三四年则为公元400-401年。但余先生未详考王惠其人。

这段记载的主角是“王尚书惠”，为了弄清这个关键问题，必须查考《宋书·王惠传》：

王惠字令明，琅邪临沂人。太保弘从祖弟也。祖劭，车骑将军，父默，左光禄大夫。

惠幼而夷简，为叔父司徒谧所知，恬静不交游，未尝有杂事。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惠时相酬应，言清理远，瞻等惭而退。高祖闻其名，以问其从兄诞，诞曰：“惠后来秀令，鄙宗之美也。”即以为行太尉参军事、府主簿、从事中郎。世子建府，以为征虏长史，仍转中军长史。时会稽内史刘怀敬之郡，送者倾京师，惠亦造别，还过从弟球，球问：“向何所见？”惠曰：“惟觉卽时逢人耳。”常临曲水，风雨暴至，座者皆驰散，惠徐起，姿制不异常日。世子为荆州，惠长史如故，领南郡太守，不拜。

宋国初建，当置郎中令，高祖难其人，谓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令减袁曜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迁世子詹事，转尚书、吴兴太守。

少帝即位，以蔡廓为吏部尚书，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卽拜。未尝接客，人有与书求官者，得辄聚置阁上，及去职，印封如初。时谈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即拜，虽事异而意同也。兄鉴，颇好聚敛，广营田业，惠意甚不同，谓鉴曰：“何用田为？”鉴怒曰：“无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复何用食为？”其标寄如此。元嘉三年卒，时年四十二，追赠太常，无子。（梁沈约：《宋书》卷五十八列传第十八《王惠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589页。）

按此传，王惠当东晋末年，受到后来的刘宋高祖刘裕的赏识，任行太尉参军事府主簿、从事中郎。世子建府，以为征虏长史，仍转中军长史。至刘宋初建之时，为郎中令，迁世子詹事，转尚书、吴兴太守，少帝即位，以蔡廓为吏部尚书，不肯拜，以惠代焉。则王惠为尚书在刘宋代晋以后，少帝即位之前，即武帝永初年间（公元420-422年），当然，这是王惠任尚书最早的时间，此后也可称王惠为尚书，而时间更晚。王惠卒于元嘉三年，时年四十二，则其生卒年为公元385-426年。

那么郗璿生于何年呢？史无明文，可由其结婚时间等来推算。关于郗鉴为女择婿的时间，考证者甚多，王汝涛先生的另一篇文章论述颇为精要，王先生根据《晋书·王羲之传》记此事：“时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婚于（王）导，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婚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以及北宋初之《太平御览》所引《世说新语》文（其文较现存之诸宋刻本为优），推定上引《晋书·王羲之传》文之“时”，应为太宁元年或二年间（公元323-324年），时王羲之二十一或二十二岁。（王汝涛《王羲之亲属有关问题的考证》，《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10月，第25卷第5期。）

有趣的是，刘茂辰先生经过仔细排比考索，得出了与王汝涛先生相同的结论，而且时间范围限定得更小：时间和事件的仔细排列，显示出只有323年十一月至324年六月一段，约八个月的时间，《晋书》没有大的事故记载，可以设想，郗鉴此时地位提高了，时局暂时稳定了，因而向王家求婚。具体说，324上半年羲之与郗璿结婚，时羲之二十一周岁。（刘茂辰：《王羲之的妻子儿孙考索》，《临沂师专学报》，1994年第一期。）

根据王、刘二先生的考证，王羲之与郗璿结婚的时间在公元323-324年，其时如郗璿16岁，则约生于公元308-309年（其弟郗愔生于公元313年，与此亦大体相合），至王惠看望王右军夫人的“宋国初”（公元420-422年）已过去一百十几年矣，则“王尚书惠”所看望的“王右军夫人”如果是郗夫人，就不应该只有上述《世说新语》记载中的九十岁，而是一百十岁以上了，两者并不相合。

再者，上文已推定王惠卒于元嘉三年，时年四十二岁，其生卒年为公元385-426年，而按照上述余嘉锡先生考证的王尚书看望右军夫人的时间，太元十七年王惠年仅九岁，隆安三四年王惠也只有十六七岁，怎么可能以尚书身份去看望那位王右军夫人呢？

《世说新语》记录的刘宋初王尚书惠所看望的“右军夫人”不是郗氏，这一点已经可以肯定。与此相关的还有两个问题，一是郗氏究竟死于何时？二是王羲之是否有其他夫人？

其实，郗夫人的卒年在王羲之本人的书帖中也并非无线索可寻。

以“十七日先书”帖的“十七”二字命名，包含有二十八帖的《十七帖》是传世王羲之草书的代表作。据宋黄伯思云：自昔相传，《十七帖》乃逸少与蜀太守者，未必尽然，然其中间蜀事为多，是亦应皆与周益州书也。（明张溥：《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卷58晋王羲之集，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13册，第611页。）周益州即周抚，生年不详，较王羲之年长十岁，卒于公元365年（前述王羲之卒于公元361年）。据研究，王羲之给周抚的尺牍，主要写于其晚年称病弃官之后，约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至升平五年（公元361年）。（吴永斌：《王羲之尺牍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包世臣著有《十七帖疏证》，（清包世臣《艺舟双楫》卷六论书二，清道光安吴四种本。）认为其中有十九帖是写给周抚的，并对这十九帖作了疏证、归并和系年，对我们今天了解王羲之致周益州书的丰富内涵有很大帮助。

包氏以为：

《十七帖》中的“十七日先书”、“计与足下别”、“诸从并数有问”、“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知有汉时讲堂”五帖应为一书，“先谢远惠，次杂问蜀事，末附致朱书。系由护军出守会稽后作”。

“得足下旃罽胡桃药二种”、“吾服食久”、“天鼠膏”三帖为一书。

“虞安吉者”帖云“远及”，当与抚也；“来禽”至“大惠也”，前列果名，乃索其子，定是一帖。前人有谓此帖为与桓宣武者，宣武以永和三年灭蜀，右军以十一年去官，帖云“今在田里”，是去官后语，宣武未再至蜀，何能与宣武邪？

“旦夕都邑动静清和”一帖，为升平一年书。

请注意，包氏至此系年已至升平一年，以下为“省别”帖：

省别具足下小大问为慰，多分张念。足下悬情武昌，诸子亦多远宦，足下兼怀并数问不？老妇顷疾笃救命，恒忧虑。余粗平安。知足下情至。

包氏考此帖云：“陶侃士行，以咸和四年平苏峻后，由江陵移镇巴陵，五年斩郭默，加督江州，复移镇武昌，九年辞镇归国，登舟而卒。属吏画其像于武昌西门，故称之。士行十七子，九子旧史有名，抚妹为士行子妇。老妇，右军称妻也。”

帖中的“老妇”为羲之对夫人的称呼，羲之谓“疾笃救命，恒忧虑”，说明郗氏病重，似已难救。包氏将此帖置于升平一年之后，此帖以下，尚有“足下今年政七十耶”和“吾有七儿一女”两帖，包氏均定为升平五年。包氏的考证和系年是可信的，他将王羲之说“老妇顷疾笃救命，恒忧虑”的那一帖系于升平一年之后，升平五年之前，已足与《郗璿墓识》所记郗氏卒于升平二年（公元358年）互证，如说那次郗氏病重不治，也是没有错的。王羲之一生书写了大量书信，可惜大多没有留下来，但一鳞半爪，亦大体可以弄清问题了。

郗氏卒于升平中，此点出土文物、传世文献已可互证。王惠生于公元385年，即东晋太元十年，与郗氏并无交集。但目前也没有证据否定《世说新语》所记“王尚书惠看王右军夫人”一事，则只能作另一种解释，即其时有王羲之的另一位夫人在世，年已90，这位夫人应生于公元330年左右，小于王羲之30岁。有两条材料可为此提供线索。

一为《世说新语·贤媛》在上述“王尚书惠看王右军夫人”之前相隔数条有一段记事说：

王右军郗夫人谓二弟司空、中郎曰：[注：司空，愔，已见。郗昙别传曰：“昙字重熙，鉴少子，性韵方质，和正沈简，累迁丹阳尹，北中郞将，徐兖二州刺史。”]“王家见二谢倾筐倒，[注：二谢，安、万。]见汝辈来平平尔。汝可无烦复往。”（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之上，中华书局，2007年，第819页。）

这段记事很明确，是郗璿对两个弟弟说的话。《世说新语》中相隔不远的记事，一曰“王右军郗夫人”，当然是郗璿，一曰“王右军夫人”，则应该理解为另一人。

又，被包世臣定为《十七帖》中致周抚的最后一帖云：

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以毕，惟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孙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至委曲。故具示。

有人就“七儿一女皆同生”推论，说羲之没有纳妾，这表明夫妇情爱的专一，在纳妾成风的东晋时代，颇为罕见。（刘茂辰：《王羲之的妻子儿孙考索》，《临沂师专学报》，1994年第一期。）但我不这样理解。按照包世臣的考证，这封信是在王羲之近60岁时写的，其时除了他最小的儿子王献之以外，婚娶已毕。请注意“皆同生”这三个字，同生就是一母所生，这时候郗氏已经去世，在王羲之的交游圈中，对于王羲之有没有纳妾或续弦，应该是清楚的，如果王羲之只有一位已经去世的郗夫人，他就没有必要说他的七子一女“皆同生”了，因为这是毫无疑义的，所以他强调自己的孩子乃一母所生，一方面是在怀念郗氏，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在这时候还有另外的夫人，即上述《世说新语》中记载的那位90岁仍在世的“王右军夫人”。

王羲之是否有另一位夫人，仅凭上述两条材料尚不能作定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王尚书惠所看望的肯定不是郗夫人，凭借《世说新语》王惠看望90岁的右军夫人的记事，是不能否定《郗璿墓识》所记录的郗璿卒于升平二年的。

这个最大的疑问解决了。

注。惟《地理志》陈留郡亦无考城县，盖溯其旧望耳。]……转掌吏部，以平苏峻勋赐爵济阳男……长子邵，永嘉太守；少子系，有才学文义。[注：《世说·雅量篇》注：《中兴书》曰蔡系字子叔，司徒谟第二子，有文理。《隋志》梁有《抚军长史蔡系集》，二卷，亡。《唐志》仍著录。《南史·蔡廓传》：祖系，抚军长史。]（清吴士鉴：《晋书斠注》卷77《蔡谟传》，民国嘉业堂刻本。）

吴氏注谓济阳郡为济阴之误，颇有疑问。史载蔡系为抚军长史，《墓识》作太宰司马，应该也是郗璿逝世时的官职。

蔡系为当时著名正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上：“支道林还东，[《高逸沙门传》曰：遁为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还就岩穴。]时贤并送于征虏亭，[《丹阳记》曰：太安中征虏将军谢安立此亭，因以为名。]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中兴书》曰：蔡系字子叔，济阳人，司徒谟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抚军长史。]谢万石后来，坐小远。蔡暂起，谢移就其处，蔡还，见谢在焉，因合褥举谢掷地，自复坐，谢冠帻倾脱，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觉瞋沮。坐定，谓蔡曰：‘卿奇人，殆坏我面。’蔡答曰：‘我本不为卿面作计。’其后二人俱不介意。”中华书局，2007年。第439页。）

宋王应麟《玉海》谓皇侃疏《论语》列有蔡谟、蔡奚等人之名，此蔡奚如即蔡系，则与《郗璿墓识》所记同，当考。（宋王应麟：《玉海》卷41艺文：“《唐志》：《皇侃疏》十卷，[注：邢昺以为援引不经，词意浅陋。]《禇仲都讲疏》十卷，《贾公彦疏》十卷。《中兴书目》：梁国子助敎皇侃以《何晏集解》去取为疏十卷，又列晋卫瓘、缪播、栾肇、郭象、蔡谟、袁宏、江厚、蔡奚、李充。”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4册，第141页。）

《郗璿墓识》：“弟昙，字重熙，散骑常侍，北中郎军司。”

《晋书·郗鉴传》附《郗昙传》：

昙字重煕，少赐爵东安县开国伯。司徒王导辟秘书郎，朝论以昙名臣之子，每逼以宪制。年三十始拜通直散骑侍郎，迁中书侍郎。简文帝为抚军，引为司马。寻除尙书吏部郎，拜御史中丞。时北中郎荀羡有疾，朝廷以昙为羡军司，加散骑常侍。顷之，羡征还，仍除北中郎将，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鎭下邳。后与贼帅傅末波等战失利，降号建威将军，寻卒，年四十二。追赠北中郎，谥曰简，子恢嗣。（唐房玄龄：《晋书》卷67《郗鉴传》附《郗昙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805页。）

王福权先生认为，记载郗昙时“北中郎将”缺少“将”字，是极低级脱文现象，王汝涛先生也认为少了“将”字。但上引传中“时北中郎荀羡有疾，朝廷以昙为羡军司，加散骑常侍”，荀羡为北中郎，郗昙为其军司，即北中郎军司，这一点没有错，问题是其后郗昙又被除北中郎将，两项任命的时间如何。《晋书》帝纪：“（升平二年八月）壬申，以散骑常侍郗昙为北中郎将、持节、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镇下邳。”（唐房玄龄：《晋书》卷7《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203页。）《郗璿墓识》记郗璿卒于升平二年四月，郗昙至八月方为北中郎将，《墓识》怎么可能记录尚未发生的事情？关于此点，王汝涛先生说：“（《墓识》）大部分入志人的官职都扣准了升平二年这个年代，如书郗昙为北中郎将军司是对的，因为下一年他就实任北中郎将了。”不过他用了“扣准”这样的字眼，似乎在暗示造假者的细密之处。

王先生又说：郗鉴是否生四女，其长女嫁与何人，三、四两女是否即嫁与卞眕、蔡系，无其他佐证。

9。郗氏年寿问题

《郗璿墓识》末两行明确记载郗氏薨于升平二年四月。

对于《墓识》的干支纪年月日方式和准确性，王福权先生提出了质疑：

按照“郗璿墓识”的原意，笔者给郗璿的埋葬时间进行了补全，按照其相近的时间，应该是在郗璿死后第四十九天所埋葬。东晋戊午年丁巳月庚申日（5月30日，四月初七）薨，戊午年己未月庚戌日（7月19日，五月廿七）葬。五月廿八日的天干地支是辛亥，五月二十七日才是庚戌。也就是说墓识上的日期和天干地支相矛盾。历史上很少有记载了详细日期还要重复加上天干地支的，如同时的《王兴之墓志》“咸康六年十月十八日卒。以七年七月廿六日葬于丹杨建康之白石。”一般是不说日的时候才用日期的天干地支。如《张镇碑志》“太宁三年太岁在乙酉，侯年八十，薨。”而且四十九天这么长的时间却有这么多的别字和脱文，根据王兴之家族墓志的风格，东晋家族墓志应该是有专人管理撰文、书写和刊石的。那么历史上所传的“王太保家法”难道就是这样刻墓识的么？

《郗璿墓识》最后两行中所记录的郗璿薨日为“升平二年，戊午岁，四月甲寅朔，七日庚申”，日期干支等均没有错，葬日的月份漫漶难辨，但可推算而得，查此年五月为甲申朔，六月为癸丑朔，六月二十八日为庚戌日，则郗璿的葬日为其年六月二十八日。不知道王福权先生说“应该是在郗璿死后第四十九天所埋葬”有什么依据？至于干支与数字并用纪年月日，也是古代常用的方法，如东晋《王建之墓志》，拓本中所见开首即为：“（前缺一行）年，四月癸亥朔，廿六日戊子合葬。”又刘宋《谢珫墓志》拓本中亦有：“永初二年，太岁辛酉，夏五月戊申朔，廿七日甲戌。”（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二章，第285页图、第292页右上图，学林出版社，2015年。）王福权先生由此而引申出的责难是没有道理的。

但这一点还不是主要的。

王汝涛先生说：“欲验证此碑为真为赝，关键的问题，是古代文献有没有王羲之夫人活了多少岁的记载，倘若有，记载是否可靠。”

王先生又说：有两种南朝著作记载着郗璿活了90岁，其卒年为公元399年。其根据是《世说新语·贤媛》中的一段话：

王尚书惠尝看王右军夫人，[注：《宋书》曰：惠字令明，琅邪人，历吏部尚书，赠太常卿。]问：“眼耳未觉恶不？”[注：《妇人集》载《谢表》曰：“妾年九十，孤骸独存，愿蒙哀矜，赐其鞠养。”]答曰：“髪白齿落，属乎形骸。至于眼耳，关于神明，那可便与人隔？”（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之上，中华书局，2007年，第823页。）

王先生说：这段记载是可信的，因为《世说新语》既记王惠去看郗璿，惠晋末宋初始为官，那时间总该是东晋末年了，郗谈及发白齿落，当然时已年老。又刘孝标注引《妇人集》载有郗璿给皇帝的《谢表》，自称年已九十，又称孤骸独存。据余嘉锡先生考证，应是指儿子王凝之死后，再没有儿子供养自己，得到朝廷的鞠养，故表示感谢。王凝之公元399年5月被孙恩所害，郗璿应是死于公元399年或其后。

王先生又由此引申说：《郗氏墓志》来历未明，内容又多有与史书不合处，特别表出郗璿死于升平二年，只是孤证。反观《世说新语》所记，三部书文互证：《世说》记其活到东晋晚年，《妇人集》记其年届九十，《谢表》记其孤骸独存，官家养育。当时二书一文，各自独立，作者不可能互相串通。而刘孝标注世说，引书谨严有据，一向受学者交口称道。向皇帝上谢表这种内容，无人敢于伪造的，故《郗璿墓志》不可信的成分居多，郗璿活至九十说，还无法推倒。

王汝涛先生还在其文之结语中说，无法否定郗璿活到90岁的记载，是《郗璿墓识》最关键性的错误。

确实，这是判断《郗璿墓识》真伪绕不开的核心问题。

关于郗璿年届九十说，根据就是《世说新语》中的一段话。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此处有两条注释，一条是关于王惠的：“程炎震云：‘王惠，劭之孙，导之曾孙，右军孙行也。’”说明王惠为何要去看望右军夫人。另一条是关于右军夫人的：“嘉锡按：《真诰·阐幽微篇》注云：‘逸少升平五年辛酉岁亡，年五十九。’夫人若与右军年相上下，则其九十岁当在太元十七年前后。然王凝之至隆安三年五月始为孙恩所害，夫人上此表时，若凝之犹在，则不应云孤骸独存。夫人为郗愔之姊，愔以太元九年卒，年七十二。夫人较愔仅大二三岁，则其九十岁时，正当隆安三四年间，其诸子死亡殆尽，朝廷悯凝之没于王事，故赐其母以鞠养也。”按照余先生的两种推算，太元十七年为公元393年，隆安三四年则为公元400-401年。但余先生未详考王惠其人。

这段记载的主角是“王尚书惠”，为了弄清这个关键问题，必须查考《宋书·王惠传》：

王惠字令明，琅邪临沂人。太保弘从祖弟也。祖劭，车骑将军，父默，左光禄大夫。

惠幼而夷简，为叔父司徒谧所知，恬静不交游，未尝有杂事。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惠时相酬应，言清理远，瞻等惭而退。高祖闻其名，以问其从兄诞，诞曰：“惠后来秀令，鄙宗之美也。”即以为行太尉参军事、府主簿、从事中郎。世子建府，以为征虏长史，仍转中军长史。时会稽内史刘怀敬之郡，送者倾京师，惠亦造别，还过从弟球，球问：“向何所见？”惠曰：“惟觉卽时逢人耳。”常临曲水，风雨暴至，座者皆驰散，惠徐起，姿制不异常日。世子为荆州，惠长史如故，领南郡太守，不拜。

宋国初建，当置郎中令，高祖难其人，谓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令减袁曜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迁世子詹事，转尚书、吴兴太守。

少帝即位，以蔡廓为吏部尚书，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卽拜。未尝接客，人有与书求官者，得辄聚置阁上，及去职，印封如初。时谈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即拜，虽事异而意同也。兄鉴，颇好聚敛，广营田业，惠意甚不同，谓鉴曰：“何用田为？”鉴怒曰：“无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复何用食为？”其标寄如此。元嘉三年卒，时年四十二，追赠太常，无子。（梁沈约：《宋书》卷五十八列传第十八《王惠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589页。）

按此传，王惠当东晋末年，受到后来的刘宋高祖刘裕的赏识，任行太尉参军事府主簿、从事中郎。世子建府，以为征虏长史，仍转中军长史。至刘宋初建之时，为郎中令，迁世子詹事，转尚书、吴兴太守，少帝即位，以蔡廓为吏部尚书，不肯拜，以惠代焉。则王惠为尚书在刘宋代晋以后，少帝即位之前，即武帝永初年间（公元420-422年），当然，这是王惠任尚书最早的时间，此后也可称王惠为尚书，而时间更晚。王惠卒于元嘉三年，时年四十二，则其生卒年为公元385-426年。

那么郗璿生于何年呢？史无明文，可由其结婚时间等来推算。关于郗鉴为女择婿的时间，考证者甚多，王汝涛先生的另一篇文章论述颇为精要，王先生根据《晋书·王羲之传》记此事：“时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婚于（王）导，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婚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以及北宋初之《太平御览》所引《世说新语》文（其文较现存之诸宋刻本为优），推定上引《晋书·王羲之传》文之“时”，应为太宁元年或二年间（公元323-324年），时王羲之二十一或二十二岁。（王汝涛《王羲之亲属有关问题的考证》，《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10月，第25卷第5期。）

有趣的是，刘茂辰先生经过仔细排比考索，得出了与王汝涛先生相同的结论，而且时间范围限定得更小：时间和事件的仔细排列，显示出只有323年十一月至324年六月一段，约八个月的时间，《晋书》没有大的事故记载，可以设想，郗鉴此时地位提高了，时局暂时稳定了，因而向王家求婚。具体说，324上半年羲之与郗璿结婚，时羲之二十一周岁。（刘茂辰：《王羲之的妻子儿孙考索》，《临沂师专学报》，1994年第一期。）

根据王、刘二先生的考证，王羲之与郗璿结婚的时间在公元323-324年，其时如郗璿16岁，则约生于公元308-309年（其弟郗愔生于公元313年，与此亦大体相合），至王惠看望王右军夫人的“宋国初”（公元420-422年）已过去一百十几年矣，则“王尚书惠”所看望的“王右军夫人”如果是郗夫人，就不应该只有上述《世说新语》记载中的九十岁，而是一百十岁以上了，两者并不相合。

再者，上文已推定王惠卒于元嘉三年，时年四十二岁，其生卒年为公元385-426年，而按照上述余嘉锡先生考证的王尚书看望右军夫人的时间，太元十七年王惠年仅九岁，隆安三四年王惠也只有十六七岁，怎么可能以尚书身份去看望那位王右军夫人呢？

《世说新语》记录的刘宋初王尚书惠所看望的“右军夫人”不是郗氏，这一点已经可以肯定。与此相关的还有两个问题，一是郗氏究竟死于何时？二是王羲之是否有其他夫人？

其实，郗夫人的卒年在王羲之本人的书帖中也并非无线索可寻。

以“十七日先书”帖的“十七”二字命名，包含有二十八帖的《十七帖》是传世王羲之草书的代表作。据宋黄伯思云：自昔相传，《十七帖》乃逸少与蜀太守者，未必尽然，然其中间蜀事为多，是亦应皆与周益州书也。（明张溥：《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卷58晋王羲之集，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13册，第611页。）周益州即周抚，生年不详，较王羲之年长十岁，卒于公元365年（前述王羲之卒于公元361年）。据研究，王羲之给周抚的尺牍，主要写于其晚年称病弃官之后，约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至升平五年（公元361年）。（吴永斌：《王羲之尺牍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包世臣著有《十七帖疏证》，（清包世臣《艺舟双楫》卷六论书二，清道光安吴四种本。）认为其中有十九帖是写给周抚的，并对这十九帖作了疏证、归并和系年，对我们今天了解王羲之致周益州书的丰富内涵有很大帮助。

包氏以为：

《十七帖》中的“十七日先书”、“计与足下别”、“诸从并数有问”、“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知有汉时讲堂”五帖应为一书，“先谢远惠，次杂问蜀事，末附致朱书。系由护军出守会稽后作”。

“得足下旃罽胡桃药二种”、“吾服食久”、“天鼠膏”三帖为一书。

“虞安吉者”帖云“远及”，当与抚也；“来禽”至“大惠也”，前列果名，乃索其子，定是一帖。前人有谓此帖为与桓宣武者，宣武以永和三年灭蜀，右军以十一年去官，帖云“今在田里”，是去官后语，宣武未再至蜀，何能与宣武邪？

“旦夕都邑动静清和”一帖，为升平一年书。

请注意，包氏至此系年已至升平一年，以下为“省别”帖：

省别具足下小大问为慰，多分张念。足下悬情武昌，诸子亦多远宦，足下兼怀并数问不？老妇顷疾笃救命，恒忧虑。余粗平安。知足下情至。

包氏考此帖云：“陶侃士行，以咸和四年平苏峻后，由江陵移镇巴陵，五年斩郭默，加督江州，复移镇武昌，九年辞镇归国，登舟而卒。属吏画其像于武昌西门，故称之。士行十七子，九子旧史有名，抚妹为士行子妇。老妇，右军称妻也。”

帖中的“老妇”为羲之对夫人的称呼，羲之谓“疾笃救命，恒忧虑”，说明郗氏病重，似已难救。包氏将此帖置于升平一年之后，此帖以下，尚有“足下今年政七十耶”和“吾有七儿一女”两帖，包氏均定为升平五年。包氏的考证和系年是可信的，他将王羲之说“老妇顷疾笃救命，恒忧虑”的那一帖系于升平一年之后，升平五年之前，已足与《郗璿墓识》所记郗氏卒于升平二年（公元358年）互证，如说那次郗氏病重不治，也是没有错的。王羲之一生书写了大量书信，可惜大多没有留下来，但一鳞半爪，亦大体可以弄清问题了。

郗氏卒于升平中，此点出土文物、传世文献已可互证。王惠生于公元385年，即东晋太元十年，与郗氏并无交集。但目前也没有证据否定《世说新语》所记“王尚书惠看王右军夫人”一事，则只能作另一种解释，即其时有王羲之的另一位夫人在世，年已90，这位夫人应生于公元330年左右，小于王羲之30岁。有两条材料可为此提供线索。

一为《世说新语·贤媛》在上述“王尚书惠看王右军夫人”之前相隔数条有一段记事说：

王右军郗夫人谓二弟司空、中郎曰：[注：司空，愔，已见。郗昙别传曰：“昙字重熙，鉴少子，性韵方质，和正沈简，累迁丹阳尹，北中郞将，徐兖二州刺史。”]“王家见二谢倾筐倒，[注：二谢，安、万。]见汝辈来平平尔。汝可无烦复往。”（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之上，中华书局，2007年，第819页。）

这段记事很明确，是郗璿对两个弟弟说的话。《世说新语》中相隔不远的记事，一曰“王右军郗夫人”，当然是郗璿，一曰“王右军夫人”，则应该理解为另一人。

又，被包世臣定为《十七帖》中致周抚的最后一帖云：

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以毕，惟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孙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至委曲。故具示。

有人就“七儿一女皆同生”推论，说羲之没有纳妾，这表明夫妇情爱的专一，在纳妾成风的东晋时代，颇为罕见。（刘茂辰：《王羲之的妻子儿孙考索》，《临沂师专学报》，1994年第一期。）但我不这样理解。按照包世臣的考证，这封信是在王羲之近60岁时写的，其时除了他最小的儿子王献之以外，婚娶已毕。请注意“皆同生”这三个字，同生就是一母所生，这时候郗氏已经去世，在王羲之的交游圈中，对于王羲之有没有纳妾或续弦，应该是清楚的，如果王羲之只有一位已经去世的郗夫人，他就没有必要说他的七子一女“皆同生”了，因为这是毫无疑义的，所以他强调自己的孩子乃一母所生，一方面是在怀念郗氏，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在这时候还有另外的夫人，即上述《世说新语》中记载的那位90岁仍在世的“王右军夫人”。

王羲之是否有另一位夫人，仅凭上述两条材料尚不能作定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王尚书惠所看望的肯定不是郗夫人，凭借《世说新语》王惠看望90岁的右军夫人的记事，是不能否定《郗璿墓识》所记录的郗璿卒于升平二年的。

这个最大的疑问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