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三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可以说是近年来继《舌尖上的中国》之后纪录片界的“爆款”。这部讲述紫禁城殿堂级文物修复技师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状态的纪录片，在电视上播出后随即火遍网络，在平均用户不足20岁的弹幕网站至今长红不衰。

近日，故宫博物院宣布，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搬上大荧幕，同名电影将于12月公映。纪录片翻拍成电影究竟有何不同？一部有口碑的纪录片能否抵得过同期上映的商业巨制和进口大片？你，会为它买单吗？

这是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它纪录了紫禁城书画、青铜器、宫廷钟表、木器、陶瓷、漆器等领域的稀世珍宝的修复过程，用镜头讲述着背后这些殿 堂级的文物修复者们的工作和生活。纪录片在央视播出，却在网络走红，被年轻人们钟爱。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把纪录片搬上大银幕，是希望展现这种大国 “工匠精神”。

单霁翔说：“虽然电影片没有纪录片时间更长，但是它浓缩了以后更加紧凑，也使博大精深的我们故宫文化，丰富多彩的藏品的内涵，特别是我们默默无 闻的，伴随着这些文物藏品，渡过无数的春夏秋冬的这些我们的专家学者，通过这样的一个组合，能够更真实的，也更生动的呈献给观众。”

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时长105分钟，将描绘两代文物修复师间彼此尊敬的感情。主创团队介绍，电影并不是原本剧集的浓缩版，其中既有新拍的镜 头，也有此前没有出现在纪录片中的镜头。影片会去掉所有旁白，但保留故宫文化的气质。不过从档期看，这部纪录电影将与张艺谋执导的魔幻电影《长城》以及进 口大片《侠盗一号：星球大战外传》等强敌正面交锋。无论从排片还是票房上，胜算实在不大。导演萧寒告诉记者，票房上没有大的奢望。他说：“我们特别不怕， 我们有自知之明，我们一定是个小体量的片子，人家是多少个亿的那种大制作，我们可能只是几百万的小制作，我们只是希望有我们，可以给我们的一点空间。我们 没有抱什么太大的奢求，如果有更好的一个关注，那就是惊喜。”

这并不是萧寒第一次执导纪录片。去年他导演的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斩获多项国内外大奖，但票房成绩仅过千万。今年初由美食文化纪录片《舌尖上 的中国》翻拍成的爱情电影《舌尖上的新年》评分虽不低，票房却只有不到200万。而由陆川导演的动物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温情满满，虽刷新中国电影纪 录片票房记录，数据却也不到7000万，比不上一般有明星参与的商业大片。根据艺恩数据，一直以来纪录片票房就不令人满意，票房过3000万已经非常不容 易。艺恩创始人、副总裁侯涛认为，如果横向比较，纪录片仍是小众细分市场，但其发展正进入快车道。他表示，随着整个电影市场的成熟和完善，纪录片也进入了 一个相对比较快的、优质的发展期。有部分人群对纪录片还是很喜欢和喜爱的。有些比较大的影院和院线也对纪录片电影给了特别的支持，不一定完全看到票房产出 本身。强调纪录片的元素怎样跟电影的元素去做主动的融合。

和高人气综艺节目频频转战大银幕相似，《我在故宫修文物》和《舌尖上的中国》纪录片也都拥有各自固定的粉丝基础。近些年综艺大电影在票房高企的 同时，也越来越多地遭遇了“圈钱”、“没诚意”等质疑。而纪录电影需要解决的，则是如何营销和吸引观众走进影院的问题。侯涛认为，一些纪录片在启用明星说 旁白，但最重要的，还是如何讲好故事。

侯涛表示，之前很多纪录片，不会特别重视做故事，它是还原事物的一些过程，但你去看陆川那个电影，他加入了这么多故事的元素，他给每个动物取了个名字。它有三五个故事穿插在其中，这就是电影的元素穿插其中。

导演萧寒告诉记者，将《我在故宫修文物》做成电影版，一是为了回应粉丝的期待，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让纪录片作为一个真正的电影类型走进中国市 场。中国传媒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何苏六表示，受娱乐化影响，近年来纪录片的发展空间被大大挤占。在受众心理上，很多人也觉得难以静下心来欣赏纪录片这种较 严肃的题材。但受众的理性正在回归，电影市场也需要多样化的存在。

何苏六表示，纪录片也可以做得非常好看，其实纪录片没有必要非得跟商业电影去做一个票房上的竞争。纪录电影的票房还是会有它的一些点，这个点大 家可能还没有找准，包括档期、题材、叙事形态。我觉得电影院里面肯定也要多样化，迟早会补足这一块，这样可能电影市场生态才比较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