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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二代已出现 或形成代际传递

2016年11月23日 15:31 | 作者: 程曼祺 胡宁 |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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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岁的李雪刚上小学时,父母就外出打工,她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描述了自己的留守经历。三年级前,她跟爷爷一起生活。爷爷太老了,顾不上她,“以前不知道洗发水,都是用洗衣粉洗头”,“小时候吃鼻涕,别人笑我,但是没人教”,“看到河边桑葚就想去摘,很危险,但是跟爷爷在一起时他也从来不拦”。

父母看不下去,把李雪接进城生活了一年多,五年级时又送回乡下姥姥家。姥姥姥爷身体稍好些,于是两个老人就带着九个孩子生活。“姥姥姥爷并不怎么欢迎我,因为要去吃他们的住他们的。”“在姥爷家物质上是满足的,但是心理上很孤单。那时候懂点事了,小孩太多了,有了对比就有了落差。”李雪说。

到了中学,李雪的孤独越发深重,她开始写日记,在日记里自己跟自己说话。说话也解脱不了,就用小刀在手臂上扎,“感到心里有股火,这样才解气。”她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那时,我觉得没有人关心我,没有人爱我”。

“父母,尤其是母亲的陪伴,是其他任何人无法替代的。”张旭东说,“可惜大多数农村父母并不明白这个道理。”2015年,张旭东所在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研究报告》,调查数据显示,相比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意外伤害几率更高,心理问题相对更多。

在知乎上,充满了这种倾诉:”“爷爷奶奶是文盲,当我犯错的时候,他们对我的教育方式就只是打和骂。”“第一次来大姨妈,没有人可以问,以为自己要死了。” “初二的时候,身边的同学都辍学去打工了,我好想有人帮我指点一下,我到底该不该继续读书……”

陈希7岁时开始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初中开始住校,每两周回家一次,到高中,一个月回家一次。“每年见爸妈1到2次,被带出去社交的机会几乎为0。” 为了弥补自己的缺陷,考上大学后,陈希专门修了社交礼仪之类的课程,又看了各种礼仪教学的视频。“但是,有些东西哪里是课堂上学得来的。”在第一次给研究生导师敬酒的时候,她把导师的杯子倒满了红酒,而自己只倒了一点点,“唉,路漫漫……”

“最开始对父母充满依赖,但得不到回应,就用坚强来包裹自己。”陈希写道,“跟父母的关系也就这样逐渐疏远。”有一年春节,父母回来住了几天,离开时怕陈希和弟弟不舍,就偷偷地离开,可到车站发现身份证落下了,就又返回家,进门一看,两个孩子有说有笑,没有一点悲戚。爷爷解释说:“知道留不下你们,哭也没用,就不指望什么了。”

那年陈希只有12岁。“表面上非常的独立,但是内心不够强大。大部分关卡都是自己咬牙坚持,从来都不会和父母说。却总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哭成傻瓜。”

一个匿名网友这样写道: “始终不太理解为啥很多同学可以和父母每周甚至每天打个电话。我中学时一个月偶尔还会联系一次父母。大学后,由于不怎么需要向他们要钱了,于是每个月联系也都没了。可是这能怪谁呢?我甚至能和陌生人攀谈很久,但是对那遥远的亲生父母,我……”

在第一代留守儿童的自我描述中,他们既自卑,又极其自尊。一条知乎跟帖写道:“受不了任何人瞧不起我,不管是真瞧不起我,还是我认为的瞧不起我……不让任何人介入我的生活决定,除了自己,所有人都觉得靠不住。”

对环境的不信任,让一些人沉沦,也刺激一些人奋起。“只有能力才能给我带来安全感。”26岁的艾琳还记得自己的传奇式逆袭,“高中前我的成绩很烂,天天被父母骂,高考却考到文科班第六。”

那时候艾琳每天睡4个小时。“可能很多人也很拼,但我是敢说,我比身边的同学还拼很多,很少有人能做到像我这样疯狂。” 艾琳说,其实动力也很特别,就是高二时特别希望能摆脱现有的家庭环境,“我一度是因为恨而不是爱而努力的。”

另一个“留守儿童”王小琪,在知乎上把这种逆袭心态描述得更淋漓尽致。王小琪从小就被送到寄宿学校独立生活,高考结束后,爸妈对王小琪没有期望,也不问成绩,后来不知怎么知道她考进全校前十,又再三问她是不是多说了300分。

“那时候我连志愿都填完了。”王小琪说,“就这样,我毫无压力地碾轧了所有亲戚朋友的孩子。”然后,他又拒绝了任何庆祝,自己独自去了大学。“而且从大二开始,学费、生活费,到各地的旅游费,我都是自己解决的。我很享受这种自己带给自己的安全感。”

“在留守儿童中不乏后来打拼出来的成功者,因为他们知道无人可依靠,更早懂得自立自强。”一位心理专家说:“但是这种刻苦努力下面,也埋藏着过度敏感偏激的心理隐患。”

情感障碍是留守儿童成年后最常见的心理疾病,也是他们倾诉的主题之一。

“我名下有两套别墅,开着宝马。然而因为涉及性格问题,一直没女朋友。 留守儿童很难有朋友跟女朋友的。因为太需要别人的肯定了,不管友情还是爱情都会用力过猛。”

“大部分时间都是单身,短暂的几个男友都是自己提出分手,因为想要避免被抛弃,就先去抛弃别人。”

“不敢奢望爱情,像顾城的诗——‘为了避免结束,你避免了一切开始’。”

对于情感障碍,学习心理学的王小琪曾这样自我解析:“在和异性的关系处理上,因为过于彪悍,我吓走了很多异性。很多留守儿童在男女关系上,要么像我这般高贵冷艳别扭,要么就是混乱。这是源于安全感的极度缺失不自觉就高冷了,其实这不过是一种自我保护而已。”

后果渐显

2010年3月的一个上午,18岁的田玉从富士康龙华宿舍的四楼跳下,当时她刚来富士康1个多月。昏迷了12天后,她醒了,发现自己左腰部以下瘫痪。

作为苹果的代工厂,富士康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标杆,而“连跳事件”更让这个大陆最大出口企业在中国经济起飞史上,留下沉重一笔。2010年一年里,有18名工人试图在富士康厂区自杀,14人死亡,4人幸存但重伤。逝去的生命十分年轻,定格在17岁到25岁。

富士康严苛的工作环境和军事化管理首先被归因。蒋能杰的助手王明飞曾在富士康打工,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说:“工作的地方,就是一个流水线。大家穿着防尘服,只露出两个眼睛。我们不能说话,面着面上了一个月班,不知道对方是谁。很恐怖。” 王明飞很郁闷:“下班时,出厂门黑压压一片。宿舍分两班,即使休息时,也很难和别人说上话。这样生活。没病也会憋出病来。”

深圳心理咨询行业协会会长邹光宇发现,在自杀现象最集中的富士康龙华厂区,当时的40万工人里,80%以上是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其中许多人曾是“第一代留守儿童”。 邹光宇发微博说,“上一代农民工一般比较能吃苦抗压,而这一代年轻人寻梦理想一旦破灭,就意味着巨大的心理灾难。 这是一个需要呵护的心理弱势群体。”

基于3500多份调查样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汪建华和清华大学的黄斌欢也发现:“相比同龄非留守群体,有留守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更难适应高强度和高重复性的简单劳动。”

1990年出生的王明飞,从记事起父母就在外面打工,据他的观察,工友许多跟他一样是爷爷奶奶带大的,一到城市里很不适应。“有的靠喝点酒、唱歌排解压力。有的就谈恋爱。那种环境下,有爱情滋润还好一点,万一感情出了问题,就会想不通。”

田玉也是一名曾经的留守儿童,在湖北农村由祖母抚养长大。在苏醒过后,她对香港理工大学的潘毅教授讲述了跳楼的缘由:由于曾调换过厂区,工资卡交接出现问题,她未能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在往返交涉后,工资仍没有着落,那时她用完了带到深圳的钱,手机又坏了,无法跟深圳的表姐联系。

“我很绝望,脑袋一片空白。”这是她跳楼前的心情。

“田玉麻烦并不大,如果有一点外界帮助,也不至于走上绝路。” 潘毅说,“可是在最焦虑的时候,她却没找到任何支持。”

“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需要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一定的情感支持,否则就会产生孤独、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严重者会发生心理上的崩溃。”安徽师范大学何海波在其论文中写道:富士康打工者的焦虑,“一方面,童年时父母的缺位直接造成了成年后他们应对逆境和保持心理健康的能力较差。另一方面,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刚刚离开学校或者家乡,还没能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支持网络。”对于田玉来说,在最后关头,她甚至没有得到来自父母的心理支持,她和家里不直接联系,实在有事就通过表姐,与表姐失联,就切断了所有亲情援助。

编辑:李敏杰

关键词:留守 儿童 孩子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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