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在系列关注中小学教育文章中谈到，中小学生课堂内的负担在减轻，但负担被转移到了课堂之外，培训班火热得不行。家长给孩子报了很多个课外班，但却仍然焦虑重重。

另外有媒体报道，为了报上培训机构学而思的辅导班，“家长们早早定好闹钟，手机报名APP时刻打开，放名额的时候什么事也做不下去，紧张到全身汗毛竖立。好老师就像唐僧肉，有时抢两年都抢不到。”“分数就是一切，孩子就像一个解题机器，只会按照老师的指令去找到答案。有的学生遇到新题型就蒙圈，坐在考场里从头哭到尾。”

为什么中产对教育最焦虑？

房子和孩子是中产最要害的利益关切，也是构成中产阶层身份认同的基础，更是他们焦虑的重点。对孩子来说，教育无疑又是重中之重。中产对孩子教育的疯狂与执念，有时候让人觉得不可理喻，但是当你也置身其中时，同样不能幸免。

《经济学人》对中国中产阶层的定义是年收入8万到30万人民币之间的群体。如此一来，中国的中产阶层群体高达2.25亿，很多人感觉自己被“中产”了。忽略地区之间收入水平和生活成本的差异而单纯以收入多寡来划定谁是中产，显然不科学。

如果暂且不用绝对收入值来定义中产阶层，我们会看到中产阶层群体的共同特点。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对生活品质有更高的要求。他们通过自身努力才抵达了今天的阶层地位，教育在改变他们命运中发生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对孩子未来有更多的期盼，也理所当然地把教育当作改变孩子命运的手段。

他们又一般只有一个孩子，这也就意味着机会只有一次，承受不了任何意外与失败。在培养孩子上的问题上，有一种只许成功不能失败的悲壮。也就不惜一切成本要把孩子培养好，希望他们能够成为高素质、高技能的脑力劳动者，继承他们的地位，并往更上一层流动。

与中产相比，上层的财富积累已经足够多，对国内的教育不满意，可以选择用脚来投票，小学就留学，亦或他们可以不在乎孩子成绩好不好，因为孩子命运的改变并不完全依赖于教育。

而对于底层来说，通过读书这条路实现阶层上升的道路越来越狭窄、艰难。不是不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而是教育无法越来越无法改变命运。突出表现就是“寒门再难出贵子”。虽然近几年，北大清华等名校农村生源比例有所回升，但根本原因恐怕不是农村学生在高考竞争中的实力突然增强了，而是因为高校面向贫困地区的专项招生计划的实施，是由高考扶贫所带来的。高考扶贫固然值得肯定，但是基础教育阶段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的现实没有改变，“寒门难出贵子”并没有改变。

另一方面，一个人未来发展并不仅取决于考上了什么样的大学，还与家庭的积累有密切的关系，家长所掌握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可能比上大学更为重要。一个孩子的成功可能是一个家庭几代的积累所促成的。而底层家庭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资源上的积累都无法与之相比，这就更加减少了子女其向上流动的可能。

为了让孩子上更优质的学校，有人愿意一掷千金买一个带学区的过道。不过，天价学区房毕竟不是所有家庭都能够承受的。更多的中产家长只好让孩子报各种课程班、兴趣班，争取让孩子在各种竞赛中拿到好成绩，获得优质学校的入学资格，上演一场场“拼娃大战”。就算有一些家长一开始抱着让孩子快乐成长的理念拒绝课程班、兴趣班，但当他看到周围的孩子都上了各种各样的辅导班之后，也会失去定力。

中产到底在焦虑什么？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虽然教育还存不均衡、应试严重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教育取得的发展也是有目共睹。为什么人们对教育的焦虑不是随着教育的发展而减少，而是更深了？中产对教育的焦虑又仅仅是因为教育本身吗？

必须承认，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是事实，人们对教育有了更高的要求，而当下的教育还远远无法满足这种要求。中产担心自己的下一代坠落底层，所以只能不惜一切代价争取让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但他们面对的是却是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坚硬现实。

但是，中产对教育的焦虑并不完全源于教育本身。

朋友在省城买了一套学区房，本以为孩子上学问题解决了，终于可以放心了。但当他发现小区邻居很多都是郊县的农民时，他又无法淡定了。此刻，他所担忧的是孩子将来或许得跟农民的孩子一起上学。很难评判这种焦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与教育本身存在的问题没有多大的关系。

再比如，毒跑道、毒校服事件频发，家长为此战战兢兢，这虽然与学校有关，但本质上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中产阶层表面是为教育而焦虑，实际上可以说是在为阶层固化焦虑。这与他们对房子的焦虑是一样的。房子越来越充当着划分阶层的工具。今天再不买，明天可能就再也买不起了。我们担忧自己，也担心自己的孩子，上不了车，或者被极速奔驰的列车给甩下来。

但阶层固化的问题上果真有这么严重吗？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是国内社会分层领域的专家，他认为，阶层固化并没有我们想象的严重。他的理由是从总人口的角度来看，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子女继续当农民的少了，底层的流动性更大一些。同时，他们对阶层固化的问题也没有那么在意和关注。

而城市的中产们，或正在成为城市中产的人们，对阶层流动有着强烈的需求，对子女跌落底层有更深刻的恐惧。而现实却是越往上流动越难，尤其是跨阶层的流动越来越难。所以，中产阶层对阶层固化的焦虑最为深刻，并生动地体现在教育问题上。

在中国古代，教育其实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分层的功能，成为读书人考取功名，也就进入了“士”阶层，实现了阶层的跃升。改革放开以来的很长时间里，教育在改变命运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现在中产就有很多一部分是由社会底层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升的。而当下社会高等教育大众化、“二代”现象普遍，让教育改变命运的能量越来越失去光芒。

底层看不到希望，索性就放弃了教育这条路。中产看到了希望，又近乎没有其他的选择，只好在教育这条路上苦苦挣扎。

要缓解中国中产的焦虑，改变教育本身的问题固然重要，比如实现基础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剥离基础教育阶段教育过重的选拔功能。但这治标不治本，关键的是还是畅通社会阶层流动的渠道，实现财富分配的公平与正义。可是，实现这一目标又是何其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