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呐喊声

抗战中，田汉投入左翼文艺运动，并入了党。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呼声日益高涨；同时，国内阶级矛盾也日趋紧张。田汉以其火热的爱国激情，充沛的革命热忱，可谓三日一曲，五日一剧，纵情而来，信笔成篇。从“诗意而浪漫的吟唱”转入“粗野而壮烈的啼声”，其戏剧创作速度之快、数量之高，是相当惊人的。这时期，他写了三个改编剧、十个电影剧本、三部半京剧、两部歌剧、二十七部话剧。其中一些高扬着爱国救亡的主题。

抗战中的田汉

田汉

此时，田汉尝试用戏曲鼓舞民族斗志，用戏曲写历史兴亡之事，以暗合现实动乱之秋。如《明末遗恨》（上）（1937）与《杀宫》（1937），用意在于“亡国”的“教训”，以警醒国人。《土桥之战》与《新雁门关》的题旨，均系“大敌当前，团结为重，谨防汉奸生事”，起来“共救危亡”。

影响更大的，是田汉这一时期的电影剧作。《民族生存》（1933）写一群逃难避灾者无处逃遁，在“一·二八”炮火粉碎了他们的苟安希望之后，发出了愤怒的吼声，延续的是《母性之光》中的意义──个人安危与民族存亡紧紧相联，也是《明末遗恨》所表述的“覆巢之下无完卵”意蕴的复现。

从话剧《火之跳舞》改编过来的《烈焰》（1933）将火灾的社会意义进一步社会化、象征化。“一·二八”之夜炮火引起的熊熊烈火给有闲阶级提供了隔岸观火的“美景”，而民众积极行动起来投身火海“自救”。用两次火灾“烧”出了两个阶级的品质高下，透出了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中丢掉幻想、自救自立的积极思想。《青年进行曲》写的是国难、爱情、家丑事件交织在一起时一个叫王伯麟的青年的觉醒与成长的故事。

《风云儿女》（1934）可以说是田汉的杰作。写的是几个从沦陷的东北飘零到上海的东北人，相濡以沫，顽强生存，历经苦难，矢志抗日的故事。塑造出抗日画家梁质夫、诗人辛白华的形象。

在影片中，这首由聂耳谱曲、田汉作词的悲壮的歌，便是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唱出了亿万群众的心声，点燃了中国人民不做奴隶的抗战激情。新中国成立后，田汉回忆说：“《义勇军进行曲》这支歌是作为诗人辛白华《万里长城》长诗的最后一节，紧附在第十五节后面的。但据孙师毅兄说：这支歌不写在故事里面，而是写在另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的，衬纸被茶叶水濡湿，字迹模糊，他们从衬纸上一字一字地抄下来的。但关于这些，我的记忆跟字迹一样地模糊了。”

这一时期话剧多系社会剧，但是仍然有抗战救亡的剧作。如表现“五·卅惨案”顾正红在率领工人组织与资本家及其走狗斗争中壮烈牺牲场面的《顾正红之死》，显然唤起民众的反帝意识。《水银灯下》（1934）是一出构思巧妙的“戏中戏”。观众在看戏；舞台上又在演“拍电影”的戏。它强调的是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真正舞台在高山密林、丘陵原野，而不在水银灯下、摄影棚内。

歌剧《扬子江暴风雨》（1934）是中国歌剧的奠基之作。它开创了一种新的戏剧样式：幕前朗诵词的背景交代、歌曲与号子的穿插串联、舞蹈表演与剧情推演相结合，丰富多彩又浑然一体，这对中国民族歌剧而言，应该是开创性的。歌剧展示的是上海码头工人作为阶级群体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团结一心、富有组织性与战斗力的形象。歌剧“粗野而壮烈”的音乐旋律，激动人心，演出后唱段不胫而走，唱遍全国。

其实，最代表田汉此期戏剧创作水平的是《回春之曲》（1934），写的是爱国的南洋华侨青年高维汉悲壮又令人心酸的故事。他把浪漫、热烈的爱情故事与抗日救国的努力交织在一起，富于情感力量。

《卢沟桥》与《最后的胜利》均写于1937年，一个年中，一出年终，都是“活报式”的宣传鼓动剧，是纯粹的“粗野而壮烈的啼声”，其战斗的意义与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

战火请长缨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展开。田汉随即投入如火如荼的抗战戏剧运动之中，他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执委会工作，积极组织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和救亡演剧队。

1937年到1938年他曾在武汉有短暂的停留，其间参与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筹备和成立工作，田汉当选为委员、常务理事、话剧部主任，并由他起草了《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宣言》。

1938年4月1日，第三厅成立，郭沫若任厅长，田汉任主管艺术和宣传的第六处处长，授少将军衔。这期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田汉当选为理事之一。

田汉以火热的情怀投入第三厅六处的工作中，他以“战时军事作风”律己，整顿文化人的精神面貌；他积极策划、组织了由开幕式游行、歌咏日、美术日、戏剧日和闭幕式游行构成的抗战扩大宣传周、戏剧日活动。武汉二十家剧院同时演戏，昼夜循环，不但不收门票，还组织演剧团体深入市郊农村、码头街角、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等场合演出。

对话剧、旧歌剧、杂技等各剧种都尽力加以引导和组织，尤其是他对戏曲的关注，尤为引人瞩目。

武汉失守，他撤退到长沙致力于平剧和湘剧的改革和戏曲剧本的改编和创作，形成一套戏剧改革的方法。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后田汉应杜宣邀请到广西桂林，组建“新中国剧社”。在桂林令人痛心的萧条情景下，田汉决心与欧阳予倩、瞿白音一起与无奈的现实拼一下，打破沉闷气氛，重新开创新局面。他做了三件事：一是支持“新中国剧社”站稳脚跟，从经济困境中的挣扎迈向艺术成熟；一是写剧本扶持剧团演新戏演好戏；一是积极发起抗战中最壮观、最隆重的一次戏剧盛会──西南第一届戏剧展。

“新中国剧社”之于田汉，有如“南国社”之于田汉。田汉带着“新中国剧社”艰难地打开局面，流动演出，遍播抗日戏剧的火种，发挥了巨大作用。

为重整队伍，配合抗战的大反攻，对广大戏剧战士进行再动员，田汉与在桂林的戏剧界同仁瞿白音、欧阳予倩、田念萱等商量，筹备并发起了震动中外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戏剧展包括各团、队剧目公演交流，各团、队“戏剧入伍、戏剧下乡”参加伟大的民族抗战的演出、生活资料展览和戏剧工作者大会三个部分。这次活动，将整个抗战戏剧的运动推向了最高潮，使桂林成为抗战当中的“文化城”而名满天下。

参加这次剧展的团体达四十个，人员达九百数十，泛及西南七省，有的甚至从江西修水步行而来。共有四个展览场，演出剧种包括话剧、平剧、桂剧、湘剧、粤剧、徽调等地方剧，马戏、杂剧、傀儡戏、苗瑶侗罗等少数民族舞剧。同一话剧亦有国语、粤语两种。节目共达百余，时间从二月十五日起凡三个月零十六天。开了十天“戏剧工作者大会”，由各剧人各剧团报告工作经验，经热烈讨论后决议今后戏剧运动路线及信条八项。另在艺术馆画廊举行空前丰富之戏剧资料展览凡两周，由许秉铎君负责，各剧团每一演出之精美的舞台模型即达百余个。

紧跟着这次戏剧盛会，田汉于1944年5月间，又与同仁们积极推动组织了“慰劳保卫长沙的将士的扩大宣传周”。诗歌日、话剧日、平剧日、电影日、漫画日……首尾相接，延绵不断，气氛热烈，群情激昂。田汉所瞩望的那种“演员四亿人，战线一万里；全球作观众，看我大史剧”的局面已经形成，而且奔向这“大史剧”的高潮。

西南剧展期间，田汉的一首七律，概括了他的一脉豪情：

“壮绝神州戏剧兵，浩歌声里请长缨。

耻随竖子论肥瘦，争与吾民共死生。

肝脑几人涂战野，旌旗同日会名城。

鸡啼直似鹃啼苦，只为东方未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