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茗字的源起，现场黄老先生是专家。”在南京举办的一次普洱茶研讨会上，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的一句介绍，让与会者注意到在座的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

黄桂枢

面色红润的老人缓缓站起、侃侃而谈：“这个茗字我考察过，古汉语读四声（同命音），这是西南少数民族语言。作为古代濮人后裔的佤族、布朗族对于生茶、酸茶的发音是mian（入声），即是历史的印证……”

这位老先生，就是云南省普洱市文物管理所原所长、（云南）普洱茶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黄桂枢。现年82岁的他上过邮票，是首届“全球普洱茶十大杰出人物”之一，更是最早向政府提议将“思茅地区”更名为“普洱市”、最早提出“普洱茶文化”概念的人……

30年坐热冷板凳

很多业界茶人知道黄桂枢这个名字，先是因为他的书———《普洱茶文化》，早在2003年就在台湾出版了此书，今年在大陆再版。

书中洋洋洒洒的35万字，为许多读者第一次勾勒出了普洱茶的完整模样。“一位北京大学的教授看完书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说之前对普洱茶的了解一直是在云里雾里，这次才知道普洱茶这头‘大象’，到底头在哪儿，尾巴在哪儿，清清楚楚。”读者这样的反馈，让黄老很是欣慰。

一本专业书籍，交代一下历史背景是常规。聊聊明清，说说宋元，谈谈汉唐……黄桂枢的这本书，一开篇就穿透了人类历史：第三纪渐新世，距现在已有3540万年前，我们就要从那时的景谷宽叶木兰（新种）化石说起……

读此书相熟的朋友，都会想到黄桂枢的那口头禅：“因为我是搞文物考古的！”

茶马古道上，一个个印在石头上的马蹄窝，深深浅浅，当多数茶人将目光掠过这个场景时，黄桂枢却蹲下来，掏出随身的皮尺，细细地测量，然后自言自语：“差不多两厘米。”

在他眼里，古茶树是文物，茶马古道是文物，具有文化价值、上贡给皇帝的普洱茶是文物，茶庄茶号遗址是文物，具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茶杯、茶壶、茶碗、茶锅、茶灶、茶碾、茶椅是文物，与茶有关的碑刻、诗词、楹联、书法、绘画是文物，另外还有茶马山歌、赶马调、采茶曲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单独看是一个个文物，研究多了你会发现，这是文化！”所以，黄桂枢认真梳理撰写的《普洱茶文化》，23章，90多节，30多万字，积累的是他30多年的血汗，包含的亦是普洱茶文化的方方面面。

“普洱茶文化是考古学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过去很少有人研究这个。我们云南省考古界的一位领导说，研究普洱茶文化，坚持下去很难，因为要懂的不是一门学科，历史学、民族学、经济学、植物学、考古学要懂，还要了解宗教学、医学、民俗学、方志学。这好比打井钻矿石一样，能钻到矿石吗，不一定，方向对了还得看你钻得多深。”

这口井，黄桂枢打通了。“普洱茶文化就像珍珠散落在大地，一颗一颗，我来捡，捡了30多年，串珠成串，闪闪发光，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关注。现在，《普洱茶文化》已成为‘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中的一本，也是这总共100本一套的书中唯一是以茶为主题入选的一本！”

西双版纳茶学会秘书长曾经开玩笑地说：“黄大师，我们研究普洱茶一辈子，把人搞憨了，你怎么研究普洱茶文化，一炮就打响啦？”

“我有第三只眼！”

“哪一只？”

“文物考古这一只！”黄桂枢笑答。

少老不离茶

对于普洱茶文化的了解，不是一天形成，是点点滴滴的积淀。

“我从小就在家中喝过普洱茶，后来爱饮茶、喜欢茶，为了做研究，茶乡的各个角落、村寨，我都跑遍了。”就连那条茶马古道，黄桂枢也不知用双脚丈量过多少次。

“第一次走是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时交通不便，我从家乡墨江沿着茶马古道步行到普洱，走了整整5天。”后来几次来回，茶马古道，也由原来的交通必经之地，到如今的国家级文物，在黄桂枢心中有了更重的分量。

在黄桂枢眼里，茶是亲切的。他曾下乡到景谷黄草坝困庄，看见过山区民间妇女揉茶，对所饮之茶有了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他曾住在一个生产传统普洱茶的景谷县茶厂旁边，每天上下班经过茶厂闻茶香，人们压制沱茶、砖茶，成了他生活中最熟悉的场景，对普洱茶制作了解更为深入；中年时期，他当“农业学大寨”农村工作队员时，就在景谷县彝族茶乡勐麻小海驻扎过一年，与彝族农民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上茶山同采茶，茶乡为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20世纪80年代初，他下乡考察过景谷纪家村清末民初茶人纪襄廷墓碑，上山采访过小景谷苦竹山古茶树及主人的故事；1984年，他被调到思茅地区文化局筹建地区文物管理所时，与茶文化的接触更多了。

现如今，“卯亥三喝普洱茶”是黄桂枢雷打不动的习惯。“在天亮之后的卯时和晚间的亥时，我都会喝三次普洱茶，这就是我安乐促养生的普洱茶文化情结。”黄桂枢说。

23年前的那一天

1993年4月4日，当20余辆小轿车，载着远道而来的181位中外专家学者，沿着思茅地区（当时未更名为普洱）绕城一圈时，着实震撼当时略显闭塞的山区，也成为载入当地茶叶史册的一件大事。

这一天，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和首届中国普洱茶叶节隆重开幕，这是该地区的盛典，也是普洱茶的盛会。时任大会组委会秘书长的黄桂枢，参与提议、组织，正是幕后功臣。

活动的源起，也是黄桂枢的一篇论文——《云南普洱茶史与茶文化略考》。这篇一万多字的论文首度提出了“普洱茶文化”概念，并发表在中国《农业考古》1992年第2期上。

“没想到香港《中国茶文化》、台湾《紫玉金砂》杂志全文转载了我的这篇论文，而且在日韩、美国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这样意料之外的收获，令黄桂枢萌生了在思茅地区办国际性茶叶研讨会的想法。这样的茶叶盛会，不仅之前没办过，其他行业的国际性研讨在这里也少之又少。然而，这样开拓性的创举，不仅打响了，而且成功了。

“我们邀请了来自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学者，与我们中国的学者们一起，举办了8天的研讨和交流活动。”黄桂枢笑着说，单是翻译组就有7名成员。

10多年后，黄桂枢再一次碰到其中的一位参与嘉宾时，那位朋友还饶有兴味地回忆起这件往事，“他说当时的开幕式，举办得像奥运会一样，入场还要举国名或地区牌呢。”黄桂枢笑着说。

大会上，黄桂枢提交的论文《论云南澜沧邦崴古茶树的发现考察论证及其文物价值与世界原产地问题》，得到了与会者的支持和海内外媒体报道。国家邮电部还以此论文作为依据，发行了《茶》邮票一套四枚，“澜沧邦崴古茶树”因此上了邮票。“我们扎扎实实做研讨，谈观点，最后由我主编集结成书，出版了———《中国普洱茶文化研究》学术论文集。”

普洱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也由此开篇，黄桂枢继续受命组委会副秘书长一职，看着当地的茶文化浪潮掀起一波又一波。

普洱是世界茶源

2013年5月，在世界32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名中外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国际茶业委员会将“世界茶源”称号授予了普洱市，正式明确普洱才是“世界茶源”。谈起这件事，黄桂枢的脸上仍然带有自豪的神情。

“茶叶原产地到底是在中国，还是在印度，这是在国际学术界争论了一个多世纪的大问题。中国当代茶圣吴觉农老先生等一代茶人，曾为此论证做过非常积极的贡献，并且得出来茶叶原产地在中国云南的结论，但在国际上仍有存疑。这次称号的授予，则至此让这个争论了一个多世纪的问题而尘埃落定。”

在授牌称号确定前，还有一段小插曲。当初组委会设想，“世界茶源”的授牌由国际茶业委员会颁发，需要请该委员会主席诺曼·凯利博士亲自签字，但他提出必须要有足够的理由和根据拿给他看，他才会签字。这让组委会一时犯了难。此时，黄桂枢被请出了山。

“我连夜写了一篇文章，在第二天下午交给组委会，他们翻译后发往英国。5月25日授牌仪式，诺曼·凯利博士签了字！”黄桂枢笑着说，不敢说自己的理由和根据材料起到关键作用，但他很高兴自己能为此贡献力量，为普洱争光，为云南争光，为中国争光！

现如今，黄桂枢依然为普洱茶文化奔忙着，到亚洲、非洲、美洲、澳洲做文化交流和演讲。“我与茶结缘一生，也愿发挥余热，将茶文化传播得更广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