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第十四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暨首届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召开，我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再一次引发关注，特别是，被誉为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的起源研究在诸多最新科技手段的佐证中，再成学术和社会热议的焦点。“蔡伦发明造纸术”这一人尽皆知的观点，也在最新的研究成果中备受“威胁”。

藏族浇纸法造纸

古代文献记载难解真相

造纸术的起源在历史上有着两种不同的记载。一种以《后汉书》为代表，认为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发明年代为东汉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这种说法的支持者众多，甚至被纳入历史课本。而唐宋时期的部分学者则持另一种观点，他们认为西汉初期已经有纸，蔡伦是造纸术的改良者而非发明者。如唐代张怀瓘《书断》记载：“汉兴，有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两种观点各有支持者，长期以来争论不休。近年来考古发掘出土了西汉的纸张，如陕西西安东郊出土的灞桥纸和扶风县出土的中颜纸、甘肃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悬泉纸等，似乎为第二种观点提供了支持，成为西汉有纸的有力证据。

但也有学者对此有质疑，其根本原因是对“纸”的定义不同：一些学者认为出土的西汉纸多数质地粗糙、厚度不均，纸面还能看到麻筋，上面大多也没有字，而纸张作为书写载体，需要满足一定的质量要求，因此这些质地粗糙，很可能不是作为记载工具的“麻片”，并不能称为“纸”。但是支持者则认为，该纸只是制作粗糙，没有蔡伦纸精细。正是由于定义的差异，争论进入长期对峙状态。

工艺调研与科学分析解答疑惑

面对这一疑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李晓岑等学者另辟蹊径，运用传统工艺调研和科学手段分析方法，发现了西汉纸与当下仍然存在的少数民族纸之间的传承关系，从而提出西汉纸是中国古纸，蔡伦并非造纸术发明者，而是改进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此次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上得到广泛认同。

李晓岑长期对云南、新疆、西藏、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工艺进行调查研究，他发现，这些地区至今仍保留着比较原始的造纸术。这种造纸术在原料处理、工序等方面有别于我国传统上“主流”的造纸工艺，即蔡伦留下的造纸工艺——抄纸法。最明显的区别是这种造纸方法采用固定的纸帘，纸浆被一点点浇到纸帘上，然后直接在纸帘上晾干，而不是像抄纸法那样将纸浆和纸药加入槽中，再用活动式纸帘一张张抄起来进行压榨、上墙烘干。因而，少数民族地区的“浇纸法”造的纸比较厚，帘纹不明显，纤维分布也不像抄纸法造的纸张那样有一定的方向性。

近年来，随着扫描电子显微镜、纸张纤维分析仪等科学仪器的介入，学者们对出土的西汉纸进行了科学分析，发现西汉纸较厚，原料为麻纤维，有些纸张甚至经过了简单加工，竟然与现今少数民族地区仍保留的质地粗糙、厚度较厚的纸张有相似之处。于是李晓岑提出，少数民族地区的造纸术是非蔡伦系的浇纸法造纸术的“继承者”，西汉出土的放马滩纸等正是用这种方法制造出来的，因此是纸无疑。他还发现，有的西汉纸经过了加工，例如在利用偏光显微镜分析悬泉纸时发现了淀粉颗粒，表明该纸经过淀粉加工，这也让我们对早期纸张加工技术有了新的认识，为造纸术在西汉已经出现提供了有力证据。

同时，根据考古发现、田野调查和文献考证，造纸术的传播研究也涌现出新成果：中国古代造纸术分两波向外传播：最早向外传播的是浇纸法，从中原地区传播到甘肃、新疆、云南，甚至东南亚和印巴次大陆等地区，而抄纸法是中国造纸术外传的第二波。

未解之谜仍然存在

伴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传统手工纸的调查和纸张科学分析手段的不断更新，对造纸术的研究也越来越详细，我们对于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的认识必将更加全面。然而，关于造纸术仍有许多未解之谜值得深入研究。

例如，考古出土的染色纸张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除了防虫和美观的需要外，纸张染色是否具有隐含的文化或者其他意义？例如在新疆尼雅东汉墓出土了许多被染成黑色的纸制明器，例如被染成深色、做成了鞋子样的纸张，是否只是物质匮乏时期的替代品，还是有其他宗教或文化含义？历代记载的纸张染色工艺也需要进一步研究。目前已有对云蓝纸、硬黄纸等的模拟复原实验，但这些研究并不深入，有些染色步骤还需进一步的实验考古及模拟复原，并需要寻求快速、便携、无损、准确的染色纸分析方法，以验证文献记载及模拟试验的准确性。

毋庸置疑，中国古代有许多科学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此次大会中，除造纸技艺外，火药、指南针、冶金、数学、天文、医药等相关问题也正在提出、分析和讨论，真正呈现学术争鸣的局面。相信在未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认识会越来越清晰。

（作者单位系河南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