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天启年间，瓷器上出现过这样一种新奇的图案画面：一只鹰、一头狮，或者一只虎，盘踞在一个台子上。这个台子本身小小的，狮、虎之类的大型动物停在上面，看上去很别扭。这是在表演马戏吗？还是制作的动物标本？马戏、标本都是近现代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事物，明代时并没有这种东西。那么这种瓷画在表达什么意思呢？

我认为，这个品种的瓷画其实是一种比拟性的画面，即：将画中的动物比作道德败坏的官员，把它们放到一张台子上，寓意就是骂官场上的大员们是“一台禽兽”。因为天启朝正是明朝吏治最黑暗的年代，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专权，与奸臣结成阉党，排斥忠良，把整个官场搞得乌烟瘴气。

“禽兽”这个词组在明代的用法很特别。据一些专家考证，在明前期，它是个褒义词；但到明后期，它又变成了贬义词。讨论本文涉及的瓷画，对此不能不察。

明代洪武年间规定，文武官员的官阶等级，主要通过衣服上绣的补子图案来显示。文官九品的图案是禽：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武官九品的图案是兽：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文官绣“禽”，以示文明；武官绣“兽”，以示威猛。当时为什么以“禽兽”来作官员级别的标识？这或许与皇帝、皇后以龙、凤为标识有关。在中国传统观念里，龙是兽之首，凤是禽之首，用其他禽兽作为官员的标识，对龙、凤是一种很好的衬托。

然而经过一、二百年的发展，到明代后期，文官贪钱，武将怕死，官员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已一落千丈。“衣冠禽兽”这样的词就发生转化，带有贬义了。明代嘉、万时期的剧作家陈汝元在其作品《金莲记》中就有这样的句子：“人人骂我做衣冠禽兽，个个识我是文物穿窬。”可见，“禽兽”已成骂人的话了。

天启时将“禽兽”转化成形象，用到瓷画上来骂官场上的得志小人，是一个绝妙的创意！因为“禽兽”两字既是文武官员的代名词，又是骂人的脏话，一语双关。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题材瓷画的具体画法。

从“禽”来看，这个题材画的只有鹰一种。鹰不在文官补子图案的范围内。补子中的九种禽鸟都是文雅的“瑞禽”，不适合用来骂人。而鹰则让人联想到“鹰犬”，为虎作伥的“爪牙”。鹰在瓷画中也曾经用作褒义的比喻，寓“英雄”、“英才”、“独立”之义，但在此画中是“鹰犬”之“鹰”。

从“兽”来看，这个题材画的有狮和虎两种。狮、虎是武官补子图案中的动物，它们的凶猛既可以从褒义的角度去理解，也可以从贬义的角度去理解。在此画面中应当是贬义的凶恶了。值得注意的是狮子的画法，画师把它们头上的鬃毛画成卷曲状，像只宠物狗，可能含有影射“宠臣”的意思。

再来看看“禽兽”们身下的台子。这种台子在明代叫作“台几”。据文震亨的《长物志》所说：

“台几，倭人所制，种类大小不一，俱极古雅精丽。有镀金镶四角者，有嵌金银片者，有暗花者，价俱甚贵。近时仿旧式为之，亦有佳者，以置尊彝之属，最古。”

可见，台几在明代是用来放置“尊彝”之类古玩的。这种家具往往有上下两层，体积很小。瓷画师之所以要将“禽兽”放置在这么不成比例的家具上，完全是因为它叫“台几”，要用它的“台”字之义，凑成“一台禽兽”这一词组。以“一台禽兽”暗示在官场的台面上是“禽兽”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