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坡洞遗址由A洞、B洞和C洞组成，以A洞文化堆积最为丰厚。遗址发现10余处用火遗迹、2处活动面、7座墓葬以及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文化遗物。根据地层叠压关系以及出土遗物，遗址可划分为五期。第一期文化特征以硅质含量较高的石灰岩打制石制品为主。第二期发现6座墓葬，出土遗物主要是燧石为原料的细小打制石制品。第三期发现一座墓葬，开始出现磨制石器。第四期陶器出现，但数量较少，器类简单。第五期出现方格纹陶器，数量极少，但烧制火候显著提高。“牛坡洞遗址使黔中地区首次建立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年代序列。发现的墓葬填补了贵州地区史前洞穴遗址中不见墓葬的空白，为研究该地区史前人类体质特征提供了重要线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傅宪国表示。

“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2009年发现时已被盗掘，近年来又连续被盗。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4年至2016年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樊圣英介绍，遗址发掘面积约1600平方米，清理墓葬78座、祭坛1座和祭祀坑29座。该墓地陶器出土最多，石器以打制为主，玉器多出自墓葬内，数量较多，保存较好，制作精美，器形丰富。此外还出土了10余件陶质、石质人像，部分头像体量较大。“该积石冢层位关系明确，为研究积石冢的修建过程提供了完整材料，弥补了以往红山文化积石冢发掘欠缺的一些现象。墓地布局、墓葬结构等对红山文化埋葬习俗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樊圣英说。

“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发现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史前聚落。”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孟华平表示，2015年至2016年，对该遗址核心区域进行勘探并发掘了谭家岭、印信台、三房湾等遗址。新发现的谭家岭古城遗址城垣由较纯净黄土堆筑而成，呈不规则圆形，面积约20万平方米，为认识石家河古城形成提供了重要线索。印信台遗址位于石家河古城西城壕的西侧，共揭露出5个人工黄土台基、6组套缸遗迹等祭祀遗存，为研究石家河古城的功能分区提供了重要资料。对石家河古城外围高岗、低地的系统勘探以及对三房湾遗址南部发掘获取的资料，有助于深入了解石家河遗址群的整体布局与结构。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孙周勇介绍，2016年，石峁遗址皇城台发掘工作集中在门址处，发掘揭露了广场、瓮城、南北墩台、门道等，其中广场由南、北基本平行的两道石墙及瓮城东墙围成，平面呈长方形。瓮城位于广场内南北墩台中间，是一座石砌单体建筑。南北墩台位于广场中部，平面均呈长方形。门道位于瓮城内，保存较好。该遗迹2016年发现的较为重要遗物有铜器、石范、玉器及骨针“制作链”相关遗物，其中骨针“制作链”相关遗物的发现，预示着皇城台顶部偏向西北某处可能存在制骨手工业作坊，为探索皇城台顶部聚落结构和石峁城址内部功能区划提供了重要线索。“考古队将以皇城台的发掘为重点，加强对石峁遗址‘透物见人’的研究以及其同其他遗址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比对分析。”孙周勇表示。

吉仁台沟口遗址总面积约8万平方米，共发掘2500余平方米，清理房址20座、墓葬8座，出土陶器、石器等遗物1000余件（组）。其房址可分为大、小两种，大型房址面积100至400平方米，分布相对独立。墓葬分布零散，规模较小，葬式葬俗较统一，随葬遗物较少。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阮秋荣表示，该遗址是目前伊犁地区发现面积最大、时代最早的青铜时代聚落遗址，对于认识伊犁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具体面貌及研究当时社会组织结构、发展阶段等提供了重要资料。遗址内发现的目前新疆乃至中国较早的铸铜陶范、风管等，可以明确遗址存在铸铜活动，对中国冶金考古研究意义重大。遗址内发现的使用煤的遗迹，将煤开发利用的历史上推近千年。

西朱村曹魏墓于2015年在西朱村村民迁坟过程中发现，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随后对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截至目前，勘探总面积140余万平方米，共发现两座大型墓葬（M1、M2），均无封土和陵墓园遗迹。目前发掘基本结束的M1为带长斜坡墓道的明券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组成，出土遗物主要有陶器、铁器等共500余件，以及大量刻铭石牌。这些刻铭石牌此前仅见于曹操高陵，具有较为明显的时代和等级指向。“曹魏时期墓葬在全国发现较少。这座墓葬虽被严重盗掘，但仍出土了一批重要遗物，特别是出土的大量刻铭石牌，为研究曹魏时期高等级墓葬的随葬品组合和丧葬礼仪等提供了珍贵史料。”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王咸秋说。

此外，内蒙古化德县裕民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凤翔县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等7项入围2016年中国考古新发现。2016年还首设国外考古新发现，乌兹别克斯坦明铁佩古城遗址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