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还在陕西日报做记者的时候，曾和同事由柳青的女儿刘可凤（她当时在省电视台工作）陪着，去访问大作家柳青。

进门，看见柳青。他个儿低低的，穿件黑呢子上衣，肩膀宽宽的，小脑袋，一对眸子，黑亮得让人惊讶。我们立即拉住他的手，说：“你好，柳老，我们来看看你。”

我们分别在沙发上坐了，柳青就坐在我们对面的藤椅上。我看见柳青脚下登一双浅口布鞋，布鞋的前面分别补着一两块圆圆的疤。柳青很高兴接受年轻人的访问，没有主题，他同我们随便谈。

因为患肺心病，说话间，柳青右手里捏着只如核桃大小的红色气化喷雾器，说几句，就给口腔深处喷两下，再继续说。谈起他的巨著《创业史》，我问：“听说中央有关部门，想派人来帮助你写完后边的几部，是不是？”柳青笑说：“是说过，我不。我在这儿一天能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身体不行就不写了，自由。若派一两个人来，上下班我还得应付他们……”我询问他《创业史》第一部之后徐改霞和梁生宝的婚姻情况，他笑说：“有人总关心这。”他的两手向下一按，做出一个放东西的姿势：“我写她，是为了给她的身上压东西，让她驮着，因为这一段儿历史，有些要她来反映，并不为了写她的婚姻……”

我们坐的房间，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客厅，而是柳青休息的地方。

房间里有一张床，窄窄的。床里侧的墙壁上架一绺小木板，小木板上边放着一只听诊器；床的里侧放着一本肖洛霍夫著的《静静的顿河》。对面墙壁上，是一位书法家草书的毛泽东《沁园春·雪》，龙飞凤舞、很有气势。我想，这幅草书能挂在大作家柳青的房子里，那是一定赢得他的欣赏和满意的。

突然，我想看一下柳青写作的地方，就是诞生《创业史》第二部的地方。趁同事和柳青谈话的当儿，我就悄悄从房间走出，看见柳青的女儿刘可凤在楼道上，就问：“你父亲写作的地方能让我看看吗？”刘可凤说：“可以。”她领我到紧挨我们谈话间的一个屋子。推开门，我一眼看见临窗放着一张小小的桌子，桌子不高，桌面窄窄的，棕黑色，就跟小学生的课桌一样，可以说太小太小，令我想象不到。

我有点不信，无法把这张小桌子与柳青的巨著《创业史》相联系。我的想象中，柳青的写作桌一定很大，起码是写字台。见桌面上什么书什么参考资料都没有，我问刘可凤：“你父亲写的《创业史》第二部呢？”刘可凤拉开抽屉，从中取出一本稿纸，那是300字的稿纸，顶端刷了红胶，稿纸下边什么注明也没有，说明是从街上买的。柳青的字写得很好，很工整，我至今还记得某章开头的几句话：“当当当，铃响了。郭振山，这个威震蛤蟆滩的人……”稿子中个别字被柳青改过，涂成黑疙瘩，原来的字迹全无。我的心里战栗起来了：这就是读者期盼的第二部《创业史》呀！他还在写、在改！写作认真之程度，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桌子前边的墙壁上，挂着个小小的镜框，里边有一张柳青青年时期穿着袍子的全身照，照片下边有一行小字：一九××年毕业于榆林中学。

后来，我同一位柳青的朋友谈起《创业史》，他给我说了这么一个故事：“柳青写《创业史》，对他创作的人和事烂熟于心，合作化他是亲身经历的，很熟悉，他那时是长安县委副书记，不是挂名的，他很关心社会主义初期的建设，集体或群众有事就找他。他有时到我的办公室来，有几次，他对我说：我的小说中别的人物都好了，就是缺少个富农……”那富农的形象，在他肚子里正“十月怀胎”呢！后来，我们在《创业史》中就读到了姚士杰……

我见柳青的小写作桌之惊讶，怎么也不能把它同“巨著”联系在一起。原来，他巨著的产生，是由于他的素材、人物烂熟于心，让他免去了那庞大繁多的资料堆积，因而才使作品真正艺术化了。从《创业史》中，我们看不见“题外文”和新闻体的影子，虽写史，却写得奇特，让众多读者读几遍后还想读，原因恐怕就在于人物、故事、历史事件，已在他的心中活了，孕育成熟了，才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