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的重要讲话中，均提到文艺理论评论之于文艺创作的重要性。文艺评论引导文艺，推动精品，营造积极健康的创作环境，其重要性自不待言。那么当代文艺发展面临着怎样的问题和选择？研究文艺发展有哪些困惑和理论难题？文艺理论研究承载着怎样的时代使命？当代文艺评论如何因应时代构建话语体系？本刊本期专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中国文艺评论》杂志主编、社会价值论专家庞井君先生。请他谈谈自己的看法。

庞井君

三重转型带来的挑战

学术周刊：庞先生，我想与您做一个交流，您认为研究当前文艺发展最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什么？

庞井君：我也想把平时思考的问题与你做一个交流。先让我回忆一下我的学术之路。我是1982年初中毕业后上了师范，后来回到乡村教中小学，然后自学法律和哲学。1990年考上中央党校读哲学硕士。1993年我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读博士，师从著名学者王锐生先生，研究社会价值论。社会价值论是社会历史理论和价值论的一个交叉领域，难度很大，但也很诱人，我在这个领域研究得比较早，20多年来一直没有中断。2001年我到广电总局工作，工作层面主要是研究传媒改革和文化发展。2014年我到文联后，便把以前传媒研究、社会价值论研究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和文学、摄影等业余爱好向文艺理论集中，结合文艺发展实践思考了一些问题，逐渐形成了几个不成熟的想法。

你问的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角度的回答。我的出发点和看问题的理论框架还是社会价值论。我认为，有五个问题很重要，即：社会转型、高科技、市场经济、全球化、传统转换。

学术周刊：您从社会历史理论而入文艺研究，对艺术的思考总能给人以深刻的社会观照，就请先谈谈社会转型对文艺发展和文艺理论的影响。

庞井君：社会转型是我们研究当代社会所有问题要首先面对的一个现实框架和思维视角，脱离这个东西什么也说不清楚。当今时代，正处于一个千百年未遇的大变局之中。这个“大变局”是指世界结构的大变局、人类命运的大变局和社会历史形态的大变局。纵观人类进化史和世界发展史，当今时代的确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折时期，人类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已经成了全世界思想家们思考的根本问题。中国是这个大变局、大格局中的一部分，有其时代的共性，也有其特殊性。思考中国的事情要有这样一个大视野和参照系。

中国社会转型有什么特殊性呢？我把它概括为三重转型或叫三个维度的转型，这是其他国家没有的。三个维度的转型纠缠在一起，问题就非常复杂，在文学艺术领域体现得也非常明显，是非、真假、对错、好坏搅和在一起，混沌一团，好像怎么说都不对，又怎么说都有道理，好像怎么做都可以，又怎么做都有问题。这和以前所有的时代都不一样，以前标准和尺度相对稳定，是线性的，现在是非线性的。在这三个转型中，最大的转型是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以1840年为标志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变。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形态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在自我逻辑发展的推动下逐渐转型，近两百年过去了，我们还在这个转型之中，然而已到了快要实现最后突破和完成的时间了。只有从传统向现代这一个转型也还好办，关键是在这个大的社会转型里面，还交织和叠加着其他两个转型。一个是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形态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形态的转型。改革开放后逐渐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变革了经济领域，也使总体的社会结构形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应该说，这个转型也还是进行时。我们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其他领域很多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状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现代社会形态不相适应。另一个就是现代性社会向后现代性社会的转型。中国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在有些发达地方，如几个大城市和东南沿海的一些发达地区，还有一些发展比较快的领域，我们已呈现了和世界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的某种程度的同步性和相似性。也就是在经历着从现代向后现代、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西方发达国家遇到的一些所谓后现代性的问题已有所涌现，而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相互影响。同一社会历史时空所展开的三重社会转型，使不同的价值尺度、发展方向、社会矛盾、思想观念、利益诉求搅和在一起，常常使我们置身于一种价值判断和选择的“夹缝”里。这在文艺中表现是很明显的。如果你去甘孜、玉树那些偏远地区，你讲后现代艺术，讲当代艺术，讲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很多人不理解。但如果你去北上广深这些地方，就会有很多人对后现代等新潮的艺术表示出理解和欣赏。所以说，我们今天来看中国艺术，有一个方式、角度和参照系问题。我想，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个自然历史过程，当代文艺发展和文艺理论的一些问题和中国社会的问题一样，从根本上说要靠推进三重转型来解决，要有历史感觉、包容理念和创造意识，最重要的是上下齐心构建面向未来的文化生态环境和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