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300年人类历史长河中,从史诗意义角度看,只有4个事件可以和中国的崛起相提并论: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19末期20世纪初的美国崛起。前面两个事件影响了19世纪的世界秩序;后面两个事件塑造了20世纪的世界格局。而中国的崛起将成为近300年来世界历史上的第五个大事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来说,中国崛起有两层含义:一是意味着300多年来由西方中心论主导的经济学时代即将结束,也意味着中国成为经济学中的西方概念“搬运工”、西方学术话语“跑马场”的时代结束。现代西方经济学是西方经验的总结,近100多年来,不仅经济学,而且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一直笼罩在西方中心论的霸权话语体系下,而中国的崛起解构了西方话语体系。二是世界发展巨变和新格局,暴露出西方经济学解释力的日渐式微和体系的自相矛盾。因此,未来30年,随着中国经济再次重返世界中心,世界正在迈入经济学的中国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正逢其时。

中国经验提供了丰富元素

今天“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已成为举世瞩目的话题。理论是实践的反映。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带来理论的繁荣与兴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必然要求在经济学理论和体系上体现出来。否则,中国经验与中国奇迹将停留在经验层面和碎片化状态,难以上升到理论高度,也就难以得出规律性结论,最终必然失去指导意义。因此,在正视中国发展经验的同时,必须对“中国道路”、“中国经验”进行全方位多维思考,进而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理论诉求。在这方面,恰恰是国内的一些学者反而不及某些西方学者清醒,忘记经济学正在迈入“中国时代”,仍然在用西方话语来讲述中国故事,机械甚至固执地认为现代经济学只能是西方经济学。事实上,中国发展的经验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更加多维的层面,具有取之不尽的经济学丰富元素,远远超越西方理论的内涵和指导意义。

其一,中国道路丰富了对现代化的认知,突破了传统现代化的路径,体现了推动人类发展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经验证明,现代化并非是西方化,现代化模式也不是唯一的,而是多维的。

其二,中国对西方的发展超越,其本质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对西方的超越。历史上中国从秦汉开始的以郡县制代替封建制,完成了在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上对西方的第一次超越,才确立了后来中国在1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对西方发展的遥遥领先。今天,作为21世纪的中国在发展上再次实现对西方的超越,表明西方面临的危机不仅仅是发展的危机,更是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危机。

其三,中国经验不但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一方面,中国发展实践对世界经济增长和减贫作出了70%贡献,使得今天的世界变得更加公平;另一方面,中国经验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探索,相比西方提供的发展模式,中国方案更具有普适性和认同性。

因此,只要坚持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发展道路作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源泉,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学说,就可以尽快地做到和完成中国发展优势到理论优势再到话语优势的三个层次递进和转换。

概念范畴创新与理论创新

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赢得了世界的认可,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存在着重西方经济学,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倾向,从而导致不少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的“迷信”和“崇拜”,妨碍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立思考和理论创新能力。这种格局和状况,容易使我们丧失理论自信,甚至掉入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之中,从而误判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与概念范畴创新是分不开的。首先是概念范畴的创新。没有标识性概念和范畴,经济学就缺乏主体性和自信力,更容易陷入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中国的崛起对西方概念形成了挑战,中国的崛起和对西方的超越使得西方的概念和学说越来越难以对中国问题提供准确解释。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面临的任务是,不但要解构经济学的西方中心论,更重要的是对经济学的西方概念进行“术语革命”,进而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术语“创造性”重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逻辑体系,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

其次是理论的创新。回顾中国30多年的诸多改革,不少是源自于自下而上的实际经济操作者的行动,然后被中国的经济学者总结发掘,最后以某种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无法理解或似乎不严谨科学的词语,不断被中国最高层决策者采纳,在经不断试验和“试错”,进而以更直白和朴素的语言形成权威的改革文件最后向全国推进,形成改革浪潮,取得改革的成功。比如,家庭联产承包制、价格双轨制、所有制结构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正是这些在西方经济学里很难搜寻的中国语汇和中国理论,实际上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不断推进的导火线,从而不断深化中国30多年的经济改革,推动形成了中国经济的奇迹。

现在总结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在理论上最大的贡献,第一个是提出了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也就是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体现的是对发展理念上的突破和贡献的中国智慧,更可能成为引领未来全球发展的新理念。第二是先富后富与实现共同富裕。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一直伴随着对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重视和不断出台对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解决举措,只是在每一个进程和阶段,可能具体的措施、侧重点有所不同。回顾中国对扶贫和减贫的实践,中国对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理解和实施举措,应该说是对西方理论的超越,它破除了人们简单化认识的两极分化概念。从中国的发展实践推进来看,中国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不是一个两极分化现象。从过去的历程看,中国对全世界的减贫做出了70%的贡献,从而使世界变得更为公平。第三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对西方理论的超越就在于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认知。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不断超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教条,用事实不断改写西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屡屡误判,成功地走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今天来看,中国经济的奇迹和成功,应归功于经济体制改革中始终坚持政府与市场的两点论、辩证法,注重两者的有机结合,而不是简单地推行市场自由化。中国改革与发展自始至终抵制着“华盛顿共识”的“正统经验”,寻求适合本国的发展路径。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质是对西方经济学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颠覆和重构,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作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