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范成和尚在山西调查古版大藏经，在赵城县广胜寺发现了后来被蒋唯心命名的《金藏》。范成和尚发现该藏中有许多罕见经典，1934年他给太虚法师信中写道：赵城县霍山广胜寺有藏经，装为手卷式，五千一百余卷中，有三百余卷是海内孤本。范成立刻致电报告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及北京三时学会徐森玉居士。不几日，徐森玉赶到广胜寺，与范成和尚共同挑选当时罕见的经论注疏及经录，商借到北京，影印《宋藏遗珍》。

2009年9月，参与保护转运《赵城金藏》的八路军战士后人史健之子李万里（左）、曾远之子曾安胜（右）在国图参观《赵城金藏》。（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国家图书馆提供）

影印《宋藏遗珍》过程的资料，今日保存下来的不多。蒋维乔在《影印宋碛砂藏经始末记》中略有记述：“所借《赵城藏》手卷式藏经，多数在平。凡关于目录学者，北平图书馆留印。关于相宗者，三时学会留印。此外则已运沪，先由蒋、徐二理事就经目约选若干卷可印，再定影印办法，其用款另计。”“蒋”指蒋维乔，为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的人员，“徐”为徐森玉，他既是北平三时学会的代表，也是北平图书馆的代表。北平图书馆是三个编辑影印单位之一。

《宋藏遗珍》最后选印罕见经典46种249卷，分上、中、下三集，140册，6开式，用中国手工连史纸，照相石印，线装布函，由三时学会（北平北长街十五号）和影印宋版藏经会（上海威海卫路七一四号）两家分别发行。著名学者叶恭绰为影印书题写书名，因“所刻经籍多有碛砂藏所无，亦有各藏所无者”，故“为择名曰《宋藏遗珍》，不忘所自也”。这部书出版后，对学术界影响很大。

1935年，由朱庆澜、蒋维乔、欧阳渐、袁同礼、叶恭绰、徐乃昌、许文霨、周叔迦八人合署的《宋藏遗珍》出版序言，对这部书收录的文献做了说明，指出：“总之，此藏之为山西民间所完成，殆无疑义。其版龄距今多则九百五六十年，至少亦七百八十年以上也。北派刻风，字体朴劲，行款疏密相间，绰有古趣。……海内耆硕，力赞其成，巨籍巍然，重兴于世，岂非现代佛化事业中之一大因缘乎！”

借出的经卷，约在1935年春运回广胜寺。蒋维乔记载：“运沪之《赵城藏》一百三十八卷，于（1935年）三月二十一日，由范城护送北平，交三时学会，一并运还广胜寺。”这些借出的经典，现在收藏在国家图书馆。

1934年和1935年，国内先后出版了仿真本《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一卷和《大佛顶首楞严经》十卷。可惜的是，仿真本《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没有说明印刷人、印刷时间和印刷装帧地点。到后来任继愈先生主编《中华大藏经》时，遍寻《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原件未得，该经竟然从《赵城金藏》中佚失，不知下落。影印《中华大藏经》不得已，只能用原来的仿真本再复制印刷。2014年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期间，专家们在河北大学申报的资料中，赫然发现《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经过方广锠等先生鉴定，此为《赵城金藏》原件，一段历史公案得以告落。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间，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将馆藏《赵城金藏》拍摄成缩微胶卷。从胶卷来看，保存较好的原件都已拍摄，残破胶卷也有部分摄入，明清补抄部分也已拍摄。但从目前保存的实物与缩微胶卷对照来看，仍有不少残损原件没有拍摄成胶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1997年，任继愈先生主编的106册《中华大藏经》（汉文版）由中华书局出齐。这部《中华大藏经》以《赵城金藏》为基本框架编制，在《赵城金藏》原件做底本的基础上，缺佚部分用萨迦寺本《金藏》或其他大藏配补，成为中国佛教大藏经历史上一个新版本。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华书局本《中华大藏经》不是《赵城金藏》的全貌，是应当时中国佛教学研究需要之所为。

进入新世纪以来，影印《赵城金藏》的呼声一直未断，学术界对该藏的需要，更为迫切。我们呼吁，如果再次印刷出版《赵城金藏》，应重视尚可使用的每一点信息，那些当年没有用到影印本中的“弃卷”、那些没有拍摄成缩微胶卷的残卷，都是深入研究《赵城金藏》的原始资料。我们要为学术界提供一个尽可能反映原貌、完整的《赵城金藏》。

（李际宁，作者系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