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她压力很大的是，那段时间，她还没有把员工认识全，就会接到一份辞职书。更让她没底的是，刚开始她并不知道辞职员工的重要程度。有的同行在挖人时，只要每个月多给500元工资，有的技术工人就选择跳槽，甚至有公司会承诺一次性给付3年的工资。

浙江实行“五水共治”后，兰溪这个县级市，印染企业从100多家，缩减至十几家。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兰溪一年的坯布生产量在20亿米，不少印染都需要去外地完成。如今，环保标准倒逼印染行业的门槛提高，父母和她商量后决定，买生产线扩大生产。

技术工人是关键。对于人才和工资，她与父母的管理思路也会产生分歧，童云霞觉得，有时候应该多给一点工资；父母觉得，她定工资的标准太随意。

童云霞与徐竞是朋友，当地对于二代的培养，父母都愿意让子女从基层开始做起。

准备接班之前，徐竞并不关心家里的企业，“实在实在枯燥了”。2012年，他从宁波大学毕业，进入公司担任销售经理。

“很多销售员空闲时，喜欢待在办公室。”只要有空闲，他就会钻在车间研究生产工艺，有不懂的就提问，“只有了解工艺，销售的时候才更有底气。”

与父辈相比，徐竞在管理上认为要舍得花钱。他举了一个例子，父辈们在生产中遇到问题，往往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动手操作。而徐竞觉得传统的管理有些粗放，一定要精细化。他说服父亲，找到网络公司，投入了20万元，开发了一套生产和销售管理系统。

他们中有空降型的，在对中国式人情味的理解和感悟中成长。

在很多人眼里，1988年出生的周纯让人羡慕——父亲一手创办了7家公司，其中上市公司就有三个。从高中到研究生，他都在英国上学。2011年他回到公司上班，给父亲做助理。

过了一年，周纯成立了一家天然气汽车公司，他空降到公司负责销售和采购业务。之后，他还负责另外一家公司的投融资业务。

周纯的接班之路算是顺风顺水，但是他也明白自己的短板，“我没有从基层一步一步做起。如果在下面磨炼，无非只是培养吃苦精神。通过参与管理学习，我也能获得经验。”周纯自信地说。

说起为什么愿意接班，周纯说：“更多的是一种承诺。2012年公司上市了，上市与不上市最大的区别，就是是否成为公众企业，这是一个文化改变的过程。”

相比于在集团公司，他更喜欢在新成立的子公司，这里有一起成长的团队，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情。周纯坦言，接班之后他才感受到，在中国做企业没有绝对的对与错，这一点恰恰就是中国文化。

他管理的一家公司中有12个销售人员，别看人不多，每年的销售规模能达到十几亿元。为了让公司运行更加规范，他拍板让销售人员使用一款手机软件，每天可以写总结，还可以看到定位。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决策在执行的时候碰了“软钉子”——很多销售人员不愿意。销售人员晚上陪客户吃完饭就很晚，为什么还要写工作总结，为什么还要被定位？矛盾一下子就激化了。

回想此事，周纯觉得当时的决策只看到了管理规范，但是忽视了人情味。于是，他提出的这一政策被卡在了中间，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最后，他让公司的总经理出面调解，规定了一事一议。既能让自己的政策执行，也能给销售人员一个台阶下。

“做企业还是先讲感情，再讲业务。”周纯感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