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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键:全球化震荡是否意味国际权力转移

2017年03月15日 10:15 | 作者:胡键 |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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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本来是一种客观趋势,但由于受到资本和技术的主导而打上了人类主观的烙印。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两个进程同时存在,共同塑造着国际秩序。此前,反全球化的力量缺乏有力的、可依赖的工具而显得式微。然而,当下逆全球化的力量似乎发生了变化,某种意义上由原来的草根、中产者变成了资本本身。其具体表现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反全球化力量主要是欧美国家的中产社会成员。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受自身利益局限,也对全球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排斥现象。

从广义来说,全球化是指地球上处于不同地区的人们相互交往的客观现象。早期的全球化进程虽然受到技术落后的制约,但也不同程度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融合与发展。它首先表现为一种不自觉的交往,即各种文明在人类活动的推动下开展了非常有益的交往与交流。因此,尽管四大文明古国相互之间被高山、河流所阻隔,但从考古资料来看,交往、融合已在不自觉的状态之下发生。例如,汉代派张骞出使西域,使汉朝与西域各族的交往日益频繁。又如,鸠摩罗什把大量佛教典籍翻译成西域各族文字和汉文,成为古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交往、融合的重要证据。

早期的全球化还表现为宗教的对外扩张。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在早期全球化进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尽管全球化是一个多元化的过程,但其本身也包含着同质化的内容。

如果说1500年前的世界,全球化的进程是在战争、宗教、文化以及简单商品经济推动下非自觉行进着的,那1500年后的全球化之路又是怎样开启的呢?有学者梳理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1492年是近代全球化的开始,到1992年正好是500年。在这500年间,人类的交往程度大为增加,其中依旧充满了战争、掠夺、冲突、殖民,但始终改变不了联合的趋势。

具体来看,欧洲早期的航海家在探险之中意外地为资本开辟了通往“新大陆”的新航路。随后,历经大约四个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欧洲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催生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为资本的迅速增值提供了全新手段。在此情形下,资本借助于技术通过新航路而走向世界,从而不仅开拓了世界市场,而且一定程度上结束了民族地方史。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本把一切落后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之中,并摧毁落后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经济。

从1992年起,全球化可谓开启了新的500年。这个新进程的重要标志,就是市场体制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绝对优势。一方面,资本的规模、流动速度和方向以及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远远超出历史上任何时代。加之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尤其是建立在互联网与“云平台”之上的大数据技术,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化的内涵和性质,使其由不自觉的客观趋势变成了资本和技术强力主导下的主观化进程。另一方面,当下的全球化是在国际规则引导下的进程,不再是一种资本无序竞争的状态。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走向了多极化;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日益处于霸权战略颓势,其权势霸权不得不转向制度霸权,即依赖于国际制度来确保利益攫取。

新形势下,全球化震荡的首要原因是美国国内战略和政策的调整。在政党轮替制度下,不同的政党有不同的具体治国策略。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党经过几度轮替,从老布什到克林顿,然后又回到共和党人小布什手中,之后奥巴马代表民主党重新上台执政。现在,特朗普上台,共和党卷土重来。几次政党轮替,基本上延续了民主、共和两党各自的传统。前者被视为自由主义政党,后者常被贴上保守主义、孤立主义的标签。从这一意义上说,特朗普的主张并没有违背共和党的历史传统。

有观察家认为,特朗普由于没有从政经验而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但从大的历史传统来看,特朗普的政策意图又是确定的。在政党轮替中,后一任总是想改变一下前任的政策和策略,但在维护美国的主导方面没有什么不同。无论是干预主义还是孤立主义,本质上都是为美国霸权服务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特朗普在全球化上的暂时收缩,并不意味着美国整体对外行为的收缩。相反,他“一心一意搞内部建设”,并非仅仅为了经济复兴,还更加强调增强美国的军事力量,以强化美国的战略力量。

总的来看,中国的崛起速度之快,客观上促进了国际权力的转移。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秩序”的终结?从长远来看,如果美国国力持续衰落,将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与之相伴,美国主导世界的手段也正在发生某种变化。就此而言,全球化震荡并不直接意味着“美国秩序”的终结,而更多表现为美国的战略性调整。

那么,中国是否有能力主导新的全球化进程?不少人认为,特朗普的逆全球化政策取向为中国主导全球化提供了机遇。笔者认为,它还意味着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将进一步延续。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不仅要善于从别国的失误中抓住机会,而且要依靠自己的能力来创造更多的机会。事实上,主导全球化进程不能仅仅依赖经济实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国际规则的塑造能力、国际议程的设置能力、国际贸易体系的构塑能力、国际价值的供给能力、国际道义的维护能力以及国际事务的话语能力,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发展好自己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齐心构建命运共同体。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胡键

编辑:邢贺扬

关键词:胡键 全球化震荡 国际权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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