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内涵和外延永远在变动之中，它可能不再是一个文化形式，而是文化的因素，不断地“文学”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不断地更新自己的世界

文学是一个辩证的存在，是一个“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文明现象。其“极高明”之处在于，它能究天人，通古今；能穷性尽情，刻画世相，用一套抽象的视觉符号（文字）和声音符号（语言）创造出无比丰富的审美世界。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文学也是如此。这是使用具象符号的艺术如美术、雕塑、音乐等所达不到的，这些艺术必须依赖耳目身体和较多的物质条件。其“道中庸”之处在于，文学是感性的，是动情之物，一点不抽象，属于每一个平凡的人，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只要能识字，就能读文学作品，即使是文盲，也能欣赏文学，甚至还能创作。由于世界在变，人心在变，艺术表现和传播的技术手段在变，文学的边界似乎越来越模糊，一切给文学下的定义，都逃脱不了成为学科意识形态的宿命。所以，我更愿意说文学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一方面是逻辑意义上的，因为文学的内涵和外延永远处于变动之中，它可能更多地不是一个文化形式，而是文化的因素；另一方面是语法意义上的，它既是及物动词，不断地描述现实世界，把我们的日常生活“文学”了；它又是不及物动词，不断地创造、更新它自己的世界。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动词，产生出文学事业，并且决定了作家以及从事文学研究、文学教育的人必须承担的文化责任和历史使命——让文学成为一个积极的动词。

文学要成为一个积极的动词，首先要创造积极的人生，培养真善美和自由的心灵。中国文学一向以表现人的心志为目的。《尚书》曰“诗言志”，《左传》曰“言以足志”，这些道理，看起来很朴实，但如何表达，表达何种心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实践。诗歌与言论是先于文字书写的文学形式，诗与礼乐相关，其神圣性自不待言，而古人更看重个人的言论，至以“立言”与“立德”“立功”并为“三不朽”之事，因为言是人的直接体现，是“身之文也”。中国文化重视辨言察志，在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言部”的字有247个，而“文部”的字只有4个。志、言、文依次为主次关系，所以《易传》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再好的修辞和语言，都不能完全体现心志，而文学永远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努力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从文学的角度，我们不必将“德”仅仅理解为伦理道德，而是理解为良好的品性，那就是高尚而充实的情怀、真实不虚伪的人性。陆机又曰“诗缘情”，文学不仅要言志，还要抒情，心志与情感不可分离。志须有情的支撑才不空虚，情须有志的引导才不低俗，真实伟大的情感是文学的能源。所以，文学有志向，但要“志于道”；文学有思想，但要“思无邪”；文学有性情，但要真情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