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看点就是韩国政商勾结的阶层固化局面能否找到解决办法。文在寅、黄教安、李在明……所有的候选人都不会放过这个话题。激动而疲惫的民众希望获得一个答案。但是，这个问题是找不到一个短期可以奏效的办法的。1998年金融危机，金大中毅然改变了韩国政府作为财团债务担保人的角色；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李明博大赦经济犯和他们共商大计，又给改回来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答案并不复杂。

从外因讲，时代变了。在1998年全球自由主义风起云涌的大背景下，企业治理制度的现代化是韩国大企业急需也是政府百姓急需的；在2008年至今保护主义阴云密布的情况下，国家必须用自己的力量保证这些财团能够活下来，发展好，这种“勾结”其实是韩国民众认同的。

从内因讲，企业建立现代治理结构与官商勾结其实不矛盾。只要能获得垄断利润，哪个企业愿意傻乎乎的自由竞争？大企业占优势的基本现状决定了这些企业在国内资源配置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政客们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财团的意志是无法抵挡的。那有什么能阻止政客们承认不敌的时候顺道寻点租呢？ 

知识界思考问题的方式习惯于将寻求进步视为政治生活中天经地义之事。但实际上变化即便并未发生，世界仍然运转如常。将韩国目前的局面视为乱糟糟和难以忍受的观点，往往可能有价值观优越感和知识领域的强迫症作祟。

韩国地域主义作祟，但是金大中和卢武铉却分别在家乡以外的道获得了极高的支持率。地域竞争也成为韩国国内经济活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各道之间的产业、政策和治理竞争推动着这个国家状况的改善。韩国大财阀肆虐，但经历了1998金融危机之后的韩国财阀在核心竞争力排名、跨国并购领域的长足进步有目共睹。大财阀不是那种具有道德示范性的60％，但也不是国家的不良资产。

此外，韩国没有成熟的政党和竞选体系，总统一任制、党员依附现象为人诟病。但是，也恰恰是这种不成熟的政治体制，使韩国的政治黑幕始终处于小打小闹的境界，使韩国自民主化以来在国家经济结构保守化的情况下政治没有走回头路，也没有出误国误民的大奸巨蠹。韩国政治体系的脆弱使他们在面对民众监督时始终采取讨好抗议者而非联合起来对抗民众的策略，最终使韩国的监察体系成为足以真正左右总统去留的有效威慑力量。

事实上，许多年来韩国经济的中高增速一直和政治体系周期混乱违和并存着。2006年至2008年，韩国经济增长率在国际经合组织的排名从第10位升至第6位，2009年和2010年更蹿升至第4位和第2位。进入2011年，受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影响，韩国经济增长率下降，但国际信用评级公司标准普尔仍预测韩国2017年经济增长率有望达6.0％。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这仍然是一个富有活力的地方。

外界所看到的不合理，其实包含了一种现有政治经济框架内已达成的均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韩国经济界贪婪但有自我约束机制，政治圈贪婪但有自净功能，民众的报复正义浪费效率但真实有效。一般人可能不太习惯这艘船在暗礁群里急进急刹那种眩晕感，也不适应他们动不动就把船长挂旗杆上那种劲头，但谁又知道韩国是不是就正好适合这种激烈的运作方式呢？毕竟，子非船，也非船员。

一个最接近实际的解释可能是，世界就是因为我们无法改变很多缺陷，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