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正式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正式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至今，已经整整10年，2016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还首次被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让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古籍“活”起来，已然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从文件上的文字变成现实中的切实行动。日前，记者探访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来领略十年来古籍保护特别是古籍修复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古籍修复是一项匠心独具的技术

古籍修复前

古籍修复后

古籍修复中

从冷门到热门

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及电影的热播，“我在国图修古籍”也成为人们所关注的话题，古籍修复从冷门成为热门。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国家非遗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人杜伟生的带领下，我们走进国家典籍博物馆，驻足于走廊深处，推开一处不起眼的小门，伴随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来到了安静而忙碌的古籍修复室。室内设备简单，几台机器，几个书柜，几张大桌，每张桌上摆放着一把剪刀、一把镊子、一支毛笔、一碗糨糊、一盏台灯……仅此而已。年轻的修复师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做着手中的工作。

一同前来的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陈红彦表示，古籍修复在以前相当一段时间内并不受关注，一直到2007年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才开始有所改观，经过10年的发展，全国古籍修复人才队伍已经由刚启动时的不足百人增至如今的千余人，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人才队伍也达到历史最高人数——19位。杜伟生说，他有一个古籍修复微信群，群里就有3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修复师，时常在群里讨论与切磋着古籍修复的相关技术与理念。据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王雁行介绍，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人才培训基地，共8500多人参加过短期的古籍修复技术培训。虽然短期培训后进行实际工作还有所困难，但在陈红彦看来，起码会让这些学员对古籍修复有一个基本了解，特别是懂得了什么古籍不能轻易去修。

此外，国家图书馆还先后与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签署合作培养古籍保护硕士学历教育协议，在高校首创古籍保护专业学科体系，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人才走进这一行业。就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来说，年轻的修复师们绝大多数都具有美术史、历史学、艺术学、化学等专业硕士学位，他们的加入，无疑给古老的古籍修复行业带来一股新鲜的活力。尽管如此，想要真正走向工作岗位，还需要传统的师带徒、老带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杜伟生在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岗位上已工作43年，几年前退休后又被返聘来带新人，目前带着8位徒弟的他说，他更愿意被称呼为老师而非师傅，按照他的理解，老师是最希望学生超过自己的。

对于古籍修复后继有人，杜伟生感到欣慰，并给予年轻修复师们以厚望甚至“偏爱”。他说，年轻人虽然经验不足，但在高新科技的运用上有着老师傅们所不具备的优势，比如，虽然老师傅凭多年工作经验用手一摸就可分辨出古籍纸张的年代、类别与特性，但年轻修复师们更擅长使用现代科技器材鉴定纸张纤维，用化学试剂测试颜料成分，通过科学数据来准确分析古籍纸张，这无疑进一步提高了古籍修复还原的精准度与契合度。但是，古籍修复作为一门手工技艺，是永远不会被科技完全替代，杜伟生说，要想真正做到高质量地修复古籍，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实践经验，比如不同时代的纸张的强度是不一样的，什么样的古籍需要什么样的纸，要用多大的手劲，这种古籍修复经验只能在工作实践中慢慢积累，这需要坐穿冷板凳的谨慎与耐心。

古籍修复中的工匠精神

来到一位正在修补书页虫洞的年轻修复师前，杜伟生为记者介绍着古籍破损的原因，他说，修复古籍前需先检查古籍破损情况，共分为外部破损与内部破损两种，虫蛀、鼠咬、人为撕坏等为外部破坏，酸化、霉化、老化等属于内部破损，这需要根据每本古籍不同的破损情况及纸张质地，制定出不同的修复方案。为此，古籍修复室还制定了档案制度，要求修复师们就古籍修复情况进行一一记录，及时地将相关经验保存下来。

完成一部古籍的修复，在制定好方案后，还要严格地按照工序走，杜伟生指着一位正在折页的修复师对记者说，折页之后还要压平还原，一部古籍原来是什么样最终还要还原成什么样。杜伟生在四十几年的古籍修复生涯中，曾经修补过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高难度珍贵古籍，可谓经历过“大风大浪”，但即便如此，在每册需要修复的珍贵古籍面前，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都始终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将好的修复师比作好的司机，“好司机有可能不如新手开得快，但能稳扎稳打，保证开车几十年没出过事。做古籍修复也是如此，好的古籍修复师需要时刻保持一种小心谨慎的态度，一不小心出了事，就会对古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比如古籍专用的纸张，看似简单，但除却品类繁多外，同品种纸张在同一家工厂不同季节生产出的都会不一样，这就需要时刻保持高度集中的状态。他反复向记者强调，修复古籍其实不难，最主要的是需要一种态度，一种精神。在记者看来，杜伟生所说的精神，与当今所提倡的工匠精神又是如此异曲同工。他说，修复古籍，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就是需要静下心来，拿着镊子一点点补。

技艺的发展与进步，一方面需要技艺传承，一方面还需要技术创新。在杜伟生的带领下，修复师们依据自己的经验与实践，研发出一些专门用于古籍修复的机器与设备，如古籍修复压平机、纸浆补书机等，并成功申请到了国家专利。来到纸浆补书机前，杜伟生不无自豪地介绍说，这台机器的主要优势体现在修补破洞比较多的古籍，“纸浆补书机一天可以完成40多页的古籍修复，而人工一天最多三至四页，甚至只有1页。这台设备已经成功修补过被虫咬得如筛子般的《八旗通志》等古籍”。

随着时代的变化，古籍修复观念也在不断变化，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与经历，杜伟生说以前从事古籍修复的专门人员少，多以追求数量为主，要求每天至少修复一本古籍，甚至每年数量还要提高5%，而如今，随着古籍修复观念的转变，修复师们开始真正将古籍当做文物来修，虽然速度减缓了下来，但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据他了解，现在有近5000多部古籍需要修复，特别是有1/9面临濒危，急需修复，古籍修复人才队伍的增大，无疑为加速古籍修复步伐提供了人才保障，但他又强调，修复

人才队伍不宜过分增大，一方面是古籍修复需保证质量，另一方面古籍修复数量有限，达到一定饱和度后，也会形成人才过剩。

从小众走向大众

加强古籍保护，除古籍修复等原生性保护外，再生性保护也是不可或缺的。“原生性保护主要是延长古籍生命，但古籍本身最终是要被大众利用的，这就需要采取再生性保护措施，一个是数字化，一个是影印出版。”王雁行说，特别是在数字化上，国家图书馆可谓投入了相当大的财力、精力与人力，截至去年年底，已经发布的古籍影像资源达到近2万种，相当于6部《四库全书》的量，同时国家图书馆还对馆藏珍善品，进行了缩微胶卷的数字化，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的热烈反响。去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被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纲要中明确指出建设国家古籍资源数据库，这就为古籍保护指明了重点方向。在影印出版方面，国家图书馆始终起到牵头促进的作用，比如帮助各省级图书馆完成一些基础编目工作。

做好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工作，是我国为建立完备的古籍珍贵档案，确保珍贵古籍安全，推动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部分。据统计，国务院已经下发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与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截至目前，全国累计12274部古籍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80家单位被命名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陈红彦表示，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评选制定了明确而严格的标准，“在提高人们古籍保护意识的同时，很多单位为能被评选上，都会努力完善保护环境与健全保护制度，大约2000部古籍都是通过这种形式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在古籍保护中，有两个保护专项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即西藏古籍保护专项与新疆古籍保护专项。王雁行表示，这两个专项均属于少数民族地区，地处偏远，国家图书馆给予了方方面面的支持，专门设立了少数民族培训班，帮助两个自治区分别设立了古籍修复中心。王雁行介绍说，通过努力，这两个保护专项得到了当地人民的大力支持与拥护，比如西藏古籍保护专项，在西藏阿里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为了做好古籍普查，国家图书馆西藏馆的工作人员不顾高原反应，毅然背起氧气瓶开展工作，坚持将阿里地区的90多家单位和个人的古籍全部普查清楚，很多当地人都被工作者的“修为”所深深感动。

“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多年前，郑振铎先生曾对中华古籍流失海外现象发出如此痛惜的感慨。为了弥补这一遗憾，自2007年以来，国家图书馆加强与海外藏书机构合作，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海外古籍调查工作，并于2014年启动“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推动海外中华古籍以数字化方式回归，去年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敦煌文献就是以高清数字化形式回归故里。在此基础上，国家图书馆整合资源、有序推进，还策划启动了“海外中华古籍书志书目丛刊”和“海外中华古籍珍本丛刊”两大海外中华古籍回归工程，并已出版《西班牙藏中国古籍书录》等。

保护古籍，是让古籍真正“活”起来，在加强保护的基础上，还需要积极主动地进行宣传与推广。展览、征文比赛、专题讲座等都不失为有效的手段，特别是在展览方面，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可谓煞费苦心、别出心裁，特别是最近三年来，有别于专门呈现版本的珍贵古籍展览，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结合现实生活，挖掘古籍内容，将同一主题的特别是与现实热点问题相契合的古籍进行系统展览，吸引了一大批社会各界人士。而每年举办的多场专题讲座，也吸引了诸多社会民众。王雁行表示，提升社会民众审美，使他们更多地参加到古籍保护活动中来，从小众走向大众，才是古籍保护的终极目标。

从小众走向大众，除了民众的参与，王雁行还呼吁加快古籍立法的步伐。她指出，现有古籍的保护与利用多遵循《文物法》，其实古籍除具备文物特性外，更具有资料性与档案性，一部古籍一旦被定位为珍贵文物，就会被隔离保护，普通大众将无法接触更奢谈阅览使用，“希望有专门的立法能够既从文物保护角度做好对古籍的保护，又能够从公共服务角度使古籍得到充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