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金额达1701.1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1299.2亿元，同比增长44.13%，投资额和增速均创历史新高，并且较同期实际利用外资1260亿美元超出441.1亿美元。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已经高于实际利用外资35%，成为产业资本的净流出国。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认为，从产业资本净流入国到净流出国，这是一个可喜的转变，说明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对外投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与此同时，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资源开发利用和资本不足，需要吸收外资帮助经济发展，一般处于资本净输入状态，而发达国家正好相反。对此，王广谦提出，2015年我国人均GDP仅为7924美元，不到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五分之一。而韩国走向持续资本净输出时人均GDP已经达到2万美元。我国在中等发展水平上提前出现资本净输出，除了高储蓄率的经济结构外，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提前趋缓，二是对外直接投资的超常规剧增。

从外商投资增长趋缓方面看，由于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导致一些行业企业利润率下降，外商投资的积极性降低，还出现了外商资本向要素成本更低国家转移的情况；同时，我国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度较低，对外商投资限制较多，影响了外商资本的流入。

从我国对外投资强势增长看，由于部分传统产业近年出现了竞争优势减弱的现象，国内部分成本敏感型产业资本开始向外转移。特别是我国企业谋求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通过对外并购战略资产吸收研发、品牌、关键投入品等价值链高端要素的积极性提升。另外，人民币对美元贬值预期也刺激了企业在海外配置资产的需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比较宽松，备案制便利化程度较高。

“外商直接投资的提前降温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挤压了国内资本的投入，对我国经济增加了新的变数。”王广谦这样表示。在他看来，从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看，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仍然是必要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不是短期内越多越快越好，这两方面需要加强政策协调，完善投资双向流动布局。

以此为背景，王广谦建议，当务之急是把吸引外商投资与扩大对外投资统一起来进行研究，制定均衡政策，完善双向布局。使之既能确保国内资金需求，推动国内经济持续增长，又能促进“一带一路”等国际战略的顺利实施。

同时，应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积极留住外商已有投资，吸引更多新投资。应坚持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快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增加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相对比重降低，服务业渐成GDP增长主力，但入世15年来我国吸引外资集中于制造业领域，服务业领域比重很低，影响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

第三，应加强国内资金投资的引导：一方面加快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创新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资本回报率，增加国内投资的吸引力，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以“一带一路”战略为重点，科学引导资本输出的区域和行业流向，提高对外投资的宏观效益。

第四，加强对外直接投资项目评估、跟踪监测和风险控制。在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急速增长的过程中，存在不少企业盲目跟风现象，缺少对投资项目的充分论证和隐含风险的评估。管理部门有必要建立跟踪监测和风险控制机制，降低对外投资的风险。特别是处理好投资便利化和风险防范的关系。在备案制基础上完善监管机制，避免直接投资行为过度金融化、杠杆化，降低短期资本流动风险。

另外，应积极参与跨国投资国际规则的制定。在我国对外投资迅速增加的背景下，跨国投资的利益考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制定时需要研究的因素也应更加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