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湖人民医院产科的护士正在照顾新生儿。南方日报记者 朱洪波 摄

入职罗湖人民医院还不到一年，叶欣（化名）就已经感受到巨大的工作强度和压力。“我们科室日班的医生早上从8时工作到11时半，中午休息一下，晚上要工作到23时半。”叶欣说。不同于其他科室，产科晚上也很忙，24小时“转个不停”。产科医生如此忙碌与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不无关系。2016年，罗湖人民医院的分娩量较2015年增加了21%，“分娩高峰期，走廊里的加床一直排到电梯口。”罗湖人民医院产科副主任周芸说。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全面实施，各大医院产科就诊人数明显增加，医护人员“吃紧”现象不断加剧。在深圳，产科资源正经受大考。

2016年，随着二孩生育的叠加，深圳新出生人口超过21万，预计2017年至2018年，深圳市分娩量将达到峰值，出生人数约24万左右，深圳各大医院正在增加医疗资源配备以应对生育高峰。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医护人员“吃紧”、产床的一位难求、产科资源的“透支”等情况多集中在各级妇幼专科医院和市区综合性的大医院。大部分的街道、民营等基层医疗机构，则有较多产科床位闲置。

市卫计委官方网站动态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18日，全市73家产科床位的医院，加床201张，空床470张。其中，床位剩余比较多的有宝安区和南山区，分别空床164张和87张。而坪山、大鹏、龙岗、盐田等区域也还有床位剩余，全市只有福田、罗湖和龙华3个区域产科床位加床较多。很明显，从产科床位资源配置来看，并不是一床难求。

面对大医院“透支”，小医院“吃不饱”这一矛盾，有专家就表示，深圳应推动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合作，合理利用产科医疗资源，缓解产科医疗资源的供需矛盾。

1 记者调查

大医院产科缺床位更缺医生

冯佳慧（化名）的第二个宝宝就要出生了，预产期在下个月。虽然家住在离市中心较远的龙岗区，但她依然选择在市妇幼保健医院生孩子，理由是“这里的医疗技术更有保证”。之所以有这样的认知，是因为他们有了“前车之鉴”。冯佳慧的第一个孩子是在罗湖一家二级医院生的，出生时孩子嘴唇发黑，医生担心心脏有问题要求转院。转到市妇幼之后，发现孩子只是缺氧而已，本来一个小问题，却折腾了半天。于是，有了二胎后，冯佳慧就毅然选择了市妇幼，每次产检，她丈夫都要请一天假专门开车接送妻子。

早上9时30分左右，在市妇幼保健院现场挂号窗口，记者看到人并不是很多，问及原因，原来产科的号早就没了。一名孕妇告诉记者，产检必须凌晨两三点来排队，否则基本挂不到号，网上预约挂号最起码提前4天。参与抢号的不乏“黄牛党”，一位知情人告诉记者，“医院门诊诊疗费20元左右，但黄牛票普通号一个50元，专家号一个60元。”

在深圳市人民医院，产科门诊同样排满了人。赵女士早上8时多就来排队开卡，直到中午12时手续都没办完。已经疲惫不堪的赵女士告诉记者，“医生显得很不耐烦的样子，非让我下午再去建卡。”而这位医生也一脸无奈，“前面还有人在排队，大家体谅体谅吧，我们也是连口水也没喝呢。”

“全面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之后，孕产妇多喜欢往大医院跑，导致大医院的产科资源严重“透支”。据市卫计委在官方网站动态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18日，市妇幼保健院120个床位全部住满，北京大学深圳医院98个床位全部住满，市人民医院床位数91个，又加床23个。同时，中山八院、福田妇幼、罗湖妇幼、龙岗人民医院等的产科床位也都满负荷。

“现在是生育淡季人还不多，去年高峰期产科加床从40多张增加到100多张，很多是从小医院和民营医院转诊来的。”深圳市妇幼保健医院产科主任王忠告诉记者，医院紧缺的不只是床位还有产科医生。“原来一个病区45张床，6个医生管，如今90张病床，还是6个医生管。”以前科室30多个助产士接生1.5万，去年同样的人手就接生2.1万个宝宝，“人手不增加，工作量加大，这样医疗风险也在增加。”王忠担忧说。

随着孕产妇数量的不断增加，医院只能靠加班加点来缓解压力，“夜班医生在第二天早上交班后还不能走，要加班到中午才能下班，没有一个医护人员能正常下班。”王忠说，他们正在急聘3名经验丰富的产科医生来应对二孩孕产妇的需求。

基层医院产科床位大量剩余

产科真的一床难求吗？

20日上午10时左右，怀孕37周的刘女士来到深圳博爱医院做产检，这是她第6次来这里产检了。与很多孕妇一样，在决定要去哪里产检和生孩子的时候，刘女士也曾纠结过，“家旁边就有一家三级医院，家里人也都希望能去那里生，认为公立医院更好一些。”但在那做了第一次产检后，她的心里就有了阴影，“人实在太多了，产检要花一天的时候，非常影响孕妇的心情。”

有了几次不好的经历后，刘女士就到博爱医院考察，发现产检的孕妇比较少，产房也比较干净，最终选择在这里生孩子。“我就在附近的笋岗工艺城工作，过来很近，这里产检的人也少，产检完还能赶回去上班。”刘女士笑着说。

在博爱医院产科门诊的门口，记者看到只有四五位孕妇正在产检候诊，她们与刘女士一样都不愿去大医院排队，“每次挺着大肚子去产检都拖家带口，大医院里人多非常不方便，还是在人少的民营医院更舒服一点，而且现在民营医院产检也同样可以刷医保。”邓女士说，在她产检的时候，医院的护士还会帮忙照顾跟着她一起来的大儿子。

博爱医院孕产管家李超告诉记者，虽然在“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医院产科床位入住率有提升，但是仍然有空床。该院产科有3人一间的普通产房和1人一间的VIP产房，目前VIP产房的入住率比较高，而普通产房还没有住满。为了保障孕妇产检和生产有一个好的条件，医院还开通了绿色通道，产妇临近生产时，妇产科床位能够根据产妇的应急需要，快捷、灵活地进行安排，保障每一位孕妇在生产的时候都有床住，不用住走廊。

记者走访几家民营医院发现，其产房布置温馨舒适，有的还为家属提供休息的场所，但是孕产妇比较少——深圳仁爱医院、宝生妇儿科医院、同仁妇产医院等民营医院的产科都存在“吃不饱”的情况。

不仅民营医院如此，一些基层公立医院的产床也同样住不满。在深圳武警医院，记者看到这里的住院部有单间，有独立卫生间、热水器、空调、电视等，产科也实行多学科合作，有营养科、内分泌科等帮助规范孕产期管理，但来做检查的孕妇并不多，产床也有四分之一的剩余。同样，梅林医院、西丽医院、蛇口人民医院、宝安中心医院等大多数区级和街道医院的产科均有床位剩余。

梅林医院一楼楼梯口，随时更新的提示牌上写着，“产科床位总数32张，已住27张，剩余5张”。二楼的产科门诊，只有3名孕妇在排队看诊。一位孕妇告诉记者，“在这里做产检和大医院的常规检查项目是一样，每次产检都直接前来挂号，无需提前上网预定，如果来得早连队都不用排。”

市卫计委官方网站动态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18日，全市73家有产科床位的医疗保健机构，一共加床201张，而空床有470张。其中，床位剩余比较多的有宝安区和南山区，分别空床164张和87张。而坪山、大鹏、龙岗、盐田等区域也还有床位剩余，全市只有福田、罗湖和龙华3个区域产科床位加床比空床多。很明显，从产科床位资源配置来看，并不是一床难求，区级、街道和民营医院均有大量产科床位被闲置，产科资源没有被利用起来。

2 专家建议

无不良孕史及并发症没必要挤大医院

如今，在深圳各大医院和妇幼专科医院生孩子，孕妇们不管去哪做检查都要排长队；即便是生孩子也有可能先加床到走廊，等前面的产妇出院，再转移到病房里，非常折腾。

难道生孩子就一定得去大医院才安全吗？在采访中，多位专家均表示，生孩子是一种正常的生理过程，而不是生病。不过，由于孕妇身体的不同，产科分为生理产科和病理产科，凡是正常妊娠对母亲和胎儿没有很大危害的妊娠和分娩过程就是生理产科，反之就是病理产科。病理产科的孕妇不仅承受了原有妊娠期所有的生理变化，而且还要承受妊娠合并其他并发症的病理变化对孕妇和胎儿的影响，严重时候会危及生命，比如孕妇出现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羊水栓塞等，这类孕产妇在分娩过程中风险比较高，多为高危孕产妇。

王忠介绍，在该院收治的产妇中，60%左右生病理产科，40%的生理产科，这些生理产科的孕妇事实上可以去一级、二级医院生产的。“如果不是高危孕妇，没有不良孕史，没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最好不要舍近求远挤大医院。”王忠建议，这类准妈妈可以选择一些就近的一级医院、二级医院或民营医院建档、产检及分娩。而且这些医院都有大的公立医院作指导，一旦发现产妇有高危因素，会安排上级医院的专家援助，孕产妇出现紧急情况也会迅速转诊到上级医院。

3 解决对策

健全分级收治及会诊转诊制度

2014年6月，为了控制和降低孕产妇死亡率，保障母婴健康，深圳就建立了孕产妇分级收治制度和急危重症孕产妇会诊转诊制度，建立急危重症孕产妇急救绿色通道。并在市人民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建立深圳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接收一、二级妇幼保健功能单位或其他医疗机构中高危孕产妇和高危新生儿的转诊、会诊及住院分娩，凡有急危重症孕产妇急救应予优先安排，保持孕产妇会诊、转诊抢救通道的畅通。

同时，深圳三级妇幼保健功能单位还与相对应的区建立孕产妇会诊、转诊、指导、培训等双向协作关系，比如市人民医院负责罗湖区、龙岗区、盐田区、坪山新区、大鹏新区，市第二人民医院负责宝安区、龙华新区，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负责南山区、光明新区，市妇幼保健院负责福田区等。

深圳急危重症孕产妇绿色救治通道是否畅通呢？记者采访多家医院，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医院一旦有产妇需要急救，救护车半个小时之内就能到达市人民医院。”盐田区人民医院副院长张松志说，而且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的快速反应小组除了有产科还有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等科室参与，“前些年，一旦有突发状况医生乱作一团，现在有带队的专家指挥调度，工作有序多了。”

事实上，也没有一家一二级医院会接收超过自己收治能力的孕产妇，因为他们更不愿意承担医疗风险，医院都会把孕产妇的生育风险降到最低。李超就表示，博爱医院都是按照一级妇幼保健单位的标准收入孕产妇，在产检阶段，对孕妇和胎儿的状况进行评估。如果在产检中，发现孕妇有血糖、高血压有变化，就会提前告知孕妇，让她转诊到上级医院产检。如果在分娩过程中，出现紧急情况，也会快速转运到市妇幼医院，把孕产妇的生育风险降到最低。

不过，在王忠看来，当前的会诊制度依然存在漏洞，例如当专家没有到达现场之时，电话沟通不能给出明确的帮扶。有时候主任医师无法到达，只好由其他医生去指导；专家水平参差不齐，依靠一个人做决策存在风险等。王忠建议还需要建立更完善、更及时高效的急危重症孕产妇会诊转诊制度，一旦有高危孕产妇应该有两位专家第一时间到场，并驻点观察指导。同时，基层医院也要提高意识，一旦出现危急重症孕妇，要第一时间通知上级专家会诊和进行指导，降低孕产妇和围产儿的死亡率。

公立与民营医院就近合作盘活资源

一方面大医院面临巨大的生育压力，而另一方面街道、民营等基层医疗机构的产科资源却闲置。市卫计委呼吁孕产妇要合理有序选择助产服务机构就诊，不要集中前往床位紧张的医疗机构，特别是产检中未发现高危因素的孕妇，应就近到离家较近的医院分娩，但效果甚微。

大医院优质资源有限，一、二级医院医疗技术有限但条件好、住院环境好，怎样才能让深圳每位孕产妇生孩子的时候都有床位，又能住得安心？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王忠将目光投向了民营医院。最近，他到福田区的博爱医院、仁爱医院等民营医院进行考察，看到这些民营医院虽然入住率低，但硬件条件比公立医院要好很多，而孕妇不愿去的主要原因在于科室人才不足，“民营医院产科没有建立起人才梯队，很多医院聘请的是内地退休医生，相对公立医院，医生的学历也不高，医疗技术水平显然会跟不上。”王忠说。

深圳市和美妇儿医院黄医生也告诉记者，在民营医院，前来咨询的孕产妇关注最多的是医疗水平和安全问题，这也是民营产科目前的一个短板。不过，在王忠看来，要盘活民营医院被闲置的产科资源，补足这一短板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合作，相互取长补短，公立医院可以派医生前去查房、指导和手术，并对医护人员进行培训，帮助民营医院提高其学科水平。”王忠说。相应地，公立医院可以将生理产科孕产妇转移到附近的民营医院去分娩，减轻公立医院产床压力，不要让孕妇到快生的时候还在挺着肚子找床位。

事实上，公立医院医生的支援也正是民营医院所需要的。在深圳市和美妇儿医院，每周一，就有市妇幼保健医院的专家以多点执业方式来坐诊，如有特需，产妇也可以预约专家前来做手术，这让不少孕产妇对民营医院的医疗质量有了信心和安全感。

赵坤原是深圳一家三甲公立医院的产科主任，4年前退休后来到深圳远东妇儿医院工作。她告诉记者，人才是民营医院产科发展最大的一个难题，“相比公立医院，民营医院更难招聘到产科医生，公立医院离职或退休的医生都不愿意到民营医院来。”来到远东妇儿医院之后，赵坤不仅作为学科带头人，对医生和护士进行全面培训，还积极与市妇幼保健医院合作，引进该院的全套诊断流程和管理流程，提高民营医院产科医疗服务质量，规范诊疗服务。

王忠也表示，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合作一定要考虑距离，不能太远，“太远了孕产妇的转诊、会诊不方便，医生也不方便。”而市妇幼和博爱医院相距1.5公里，是完全可以进行合作的。不过，王忠也认为，要实现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合作，在医院管理等方面仍面临诸多困难，需要政府等多方面给予支持，打破藩篱。

■关注

危重症孕产妇数量逐年上升

3月9日晚上0时40分左右，一名怀孕超40周的43岁高龄产妇，因身体不适从梅林医院转至北大深圳医院急诊科。经检查，产妇血压极高，考虑为重度妊娠期高血压表现，胎儿宫内窒息、严重缺氧，处于极危险状态，必须立刻进行剖宫产。剖宫产取出孩子后，由于其身体状况很差，新生儿科医师立即开展抢救，但宝宝心跳微弱，并很快停止。

据了解，该产妇是典型的高危孕产妇，整个孕期仅在23周时做过一次产检，且当时已发现妊娠期高血压病，但并没有进一步检查和治疗。而通过胎盘病理诊断也发现，产妇胎盘有血栓形成，发生梗死，因此胎儿宫内窒息有明确证据，而新生儿死亡原因很可能就是该产妇有妊娠高血压病、胎盘病变及宫内感染等严重妊娠并发症的结果。

“去年开始，深圳的高龄产妇明显增多，危重症抢救案例也增加。”多名深圳公立医院的产科主任医师这样告诉记者。在市妇幼保健医院，危重症孕产妇比例每年都在以16%—17%的速度在增长。而在罗湖人民医院妇产科，去年以来每个月也会有两三例危重症抢救病例。“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罗湖区人民医院产科主任周芸这样说。

国家卫计委统计结果显示，2016年上半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为18.3/10万，比去年同期增长30.6%。虽然深圳孕产妇死亡率为8.97/10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2016年深圳产妇死亡18例，比2015年的12例多出五成。

记者多方采访发现，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孕产妇死亡率上升、危重症病例增加，这与高龄产妇以及头胎剖腹产等高危人群增加有关。“全面二孩”政策最大受惠人群为70后，但目前年纪最小的70后也已36岁。“高龄生二孩，是有一定危险的，对于产妇自身健康是个挑战。”王忠说，超过35岁就是高龄孕产妇，这部分人群因年龄增大，发生内科、外科合并症的风险明显增加，尤其分娩期间，发生严重内、外科疾病的风险也随之增加，这些危险因素都可能增加孕产妇死亡的风险。（撰文：记者 穆玉洁 向雨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