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认知世界文明，多提及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的“轴心期”概念，认为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二世纪，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进入了社会发展的特殊阶段，人们熟知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认知到中国思想、中国智慧的繁盛与高潮。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它不是中华文明的初期，也不是所谓中华文明的“形成期”。实际上，雅斯贝斯的所谓“轴心时代”理论，并没有关注中华文明在诸子时代以前的漫长发展。

近40年来，学术研究的重要进展与考古材料的发现都一再证实，尧舜以来尤其夏、商、周“三代”时期的中国文明已经有漫长的发展历程，有较高的发展水准。上世纪80年代，李学勤先生就呼吁人们“走出疑古时代”，“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其实，无论3000多年前甲骨文完备的文字形态，5000多年前良渚文化精美的玉器，还是8000年前舞阳贾湖遗址中的骨柄笛，都使我们重新认识古代文明的发展水平，理解我国先民的深邃智慧和文化创造。

人们看到，“百家争鸣”其实是对历史文化的继承、总结与反思，诸子思想的形成有广阔的文化背景。在雅斯贝斯所说世界文明的“轴心”之前，中华文明已经有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有了丰厚的文化积淀，有着自身深沉的精神凝结与创造。在中华文化的早期典籍中，“天下”“万方”“四海”之辞层出不穷，这源于中华文明的天下观、世界观、整体观、系统论，在与世界互动中，他们深刻理解“天道成而必变”“道弥益而身弥损”之类的道理。

如果更多走近中国早期文明，了解其高度与深度，就会看到这样一个越来越清晰的事实，早在孔子以前数千年的“三代之明王”时期，中华文明就已经为人类文明确认了坐标。当下，中国正逐步成长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动力源”和“稳定锚”，中华文明也将为世界文化贡献“定心丸”与“稳定剂”，这需要我们怀着温情与敬意加强对自身文明的认识，找准坐标。

传统属于历史，但传统绝不意味着过时，未必与现代社会不能相容。比如孔子倡导“天下为公”，是希望天下的人都按照“社会人”的要求修养自身，而不是只考虑一己之私，包含了“天地之美”“万物之理”。我们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需要认识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气象和思维模式。

每一种文明都有它的精神气象，中华文化追求以王道行天下。《孔子家语》有《王言》篇，孔子思考“王天下之道”，希望听“王天下之言”。孟子则言及“王”“霸”之别。霸道，靠的是兵甲之力，使人被动屈服；王道，以德行仁，人们心悦诚服。

王道使得中华文明有着多姿多元而又贯通如一的气质禀赋。中华文明崇尚礼让，源于礼让，使得许多矛盾不解自消。内心有王者情怀，才会能让则让，让于可让，同时还会在原则面前当仁不让。这种王道精神经得起时空的检验，乃是从人心与人性出发，致力于满足人们的需求。向上仰望，是深远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天地智慧的体悟；向下扎根，是对多方利益的兼顾与平衡，求得最大公约数，昭示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象、气质禀赋、价值追求，夯实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价值体系中的坐标。

西方思想家说“知识就是力量”，我们还要补充说“力量需要方向”。思维模式标识、代表着价值取向，决定着行动走向。比如，以何为本，以何为末；以何为先，以何为后；以何为始，以何为终。在中华文明的思维模式中，讲求兼顾多方利益，遵循并行并育。更可贵的是，它以“一以贯之”的思维模式来落地，关注根本，将个人的修养放于中心点，反求诸己，从而聚焦于发展，聚焦于成长。

加深对中华文化高度、气象、思维模式等方面的认识，其实是在思索中华文化的竞争力，思考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之间的关系。对我们自身的文明有更多符合历史真实的认识，这不是盲目自大，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达致真正的文化自信；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可以与全人类共享中华文化的伟大智慧。

（作者系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