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魏晋在历史上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却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鲁迅就曾将魏晋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而且“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魏晋文学的异彩主要表现在出现了一大批作家，他们独特的创作风格形成了一种风气，这种风气与当时的社会有关，魏晋文人地位的提高、生活的丰富以及玄学的繁荣等，都影响了他们的创作。本期讲坛邀请顾农老师讲述这一时期的风度与文学。

魏晋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非常重要的阶段，这时涌现出大批作家。建安时代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正始时代的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中有好几位重要作家，阮籍、嵇康都是一流人物。到西晋太康年间，作家更是成批涌现，有所谓“三张、二陆、两潘、一左”（钟嵘《诗品·序》），这也就是说其时的领军人物有张载、张协、张亢，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8位之多。这个提法不是很准确，张亢和潘尼比较弱，这里只取其余六君子也就可以了。到东晋，作家更多，伟大的诗人陶渊明大半辈子生活在东晋，晚年才入刘宋（宋齐梁陈之宋，不是唐以后的那个赵宋）。魏晋加起来一共大约200年，远远比不上汉朝的360年，而汉朝我们数不出多少作家来，人们耳熟能详的，大约也就是贾谊、枚乘、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班固、张衡、蔡邕这么几位。

魏晋社会风气和文学的关系，可谈的事情很多，下面只能就给人印象深刻的几个方面，略为谈一谈粗浅的观察。

简介：

顾农，著名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他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为扬州大学教授，主要致力于古代及现当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等方面的工作，著有《从孔融到陶渊明：汉末三国两晋文学史论衡》《与鲁迅有关》《四望亭文史随笔》、《建安文学史》《听箫楼五记》《魏晋文章新探》《花间词派传》等10余部专著，在学术刊物、报纸、杂志上发表具有影响力的论文、札记、散文、随笔多篇。

魏晋文人受到“崇拜”

首先，魏晋文人的地位大为提高，很受关注，甚至出现了被追捧的明星式人物。

先前文人在汉朝是没有什么地位的，辞赋作家写赋歌功颂德，献给皇帝，而皇帝其实不大瞧得起他们，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少卿书》）。这种情况要到汉末才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天下大乱以后文学显得很有魅力。曹丕说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既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又说不朽的文学具有独立的价值，这标志着文学自觉的时代已经到来。

曹氏父子都很重视从事文学创作，三曹的诗各有千秋，曹植更是诗、赋、文三项全能，都达到一流水平。他们手下的文学侍从之臣不仅作品写得好，也都有相当的行政级别和社会地位。曹丕和曹植都能用比较平等的态度对待身边的文人，读曹丕写给吴质的信、曹植写给杨修的信，就分明可以感受到他们主宾之间真挚的友谊。

到正始时代，“七贤”的地位更高，他们的“粉丝”很多。嵇康更成了社会关注的大红人。

社会上的名人受大家的尊敬，一部分年轻人对名人特别仰慕，追逐不舍，其中最积极的分子，有时不免做得太热烈了一点，这就是所谓“追星族”。魏晋之际文化界的大名士嵇康和阮籍就曾有过一大批热烈的追随者，“于时风誉扇于海内”（《世说新语·任诞》）。仰慕嵇、阮之风持续的时间相当长，形成了文化史上一道奇特的风景。

这里有七贤的子弟，阮籍的儿子阮浑“亦欲作达”（《世说新语·任诞》），很想挤进七贤俱乐部里去喝酒谈玄，阮籍坚决予以制止。放达而要“作”，无非就是作秀、赶时髦、追星；阮籍的不肖之子根本不明白其父以及林下诸公的内心，只是拼命学他们的外表。东晋思想家戴逵在《竹林七贤论》中指出：阮籍不准阮浑加入林下之游，是因为儿子不理解自己。

当时追星一族里还有先前同七贤曾经有某种联系，后来也终于勉强挤了进来的吕安。此人是嵇康之友吕巽的弟弟，曾经长期追随嵇康。当林下诸贤因为政治形势发生变化而分道扬镳之后，前七贤中只剩下嵇康和向秀坚持隐逸态度，这时始终紧跟的就是这个追住他们不放松的吕安。他们三个在一起打铁、灌园、漫游，形成所谓“竹林后三贤”。不过吕安的水平明显地要差得多。当时向秀正在为《庄子》一书作注，拿出来给他们看，嵇康认为《庄子》不需要加注，而吕安则认为向秀的注释一出，则“庄周不死矣”。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向秀注《庄》无非是借以发挥自己的思想，他对庄子的学说作了非常大的当代性修正。这就是所谓“六经注我”。吕安根本不明白向秀工作的性质和意义——从这里最能看出学术明星与其追星一族之间的重大差异。吕安后来还干了些非常莫名其妙的事情，嵇康的下狱以至被杀，受他的牵连不小。所以，向秀写《思旧赋》的时候，只在小序里略为提到一下这个吕安，就立即把他搁置起来，专谈嵇康了。这里显然有些春秋笔法。如果只具追星的热情而不能自有建树，即使挤进了名士的圈子，也只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另外还有一种人，本想挤进林下之游的圈子，没有搞成，后来竟反目成仇，肆意报复。这方面有一个最恶劣的典型，那就是赫赫有名的阴谋家钟会。钟会出身名门，天赋甚高，理论思维能力很强，精练名理，写过《四本论》等理论文章，对于《周易》、《老子》也钻研得很深。只要继续努力，本来是前途无量的，但他太急于成名成家了，花了很大的力气攀附嵇、阮以邀时誉。他曾经拿自己的手稿给人看，说是阮籍写的，大家很佩服，这事后来被揭穿了。他对嵇康尤为紧追不舍，曾经带了一些朋友去拜访嵇康。嵇康正和向秀在锻铁，中间不能停顿，没有时间理会他，钟会只好很没趣地离去。这时嵇康忽然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则机智地回答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心里老大不痛快。这故事还有一种版本，说嵇康并不是完全不理他，而是请他坐下来以后再也没有同他说话。总之，钟会热情满满地登门拜访却遭到冷遇，弄得十分尴尬，大丢面子。后来他想请嵇康审读他刚刚写成的大作《四本论》，就不敢去见面，也不再带人，自己一个人去，大老远地从窗户里把稿子扔给嵇康。他追星的干劲实在太高了。可惜嵇康架子老大，对他的论文未作任何反应。几次遭到冷遇使钟会十分恼火，所以后来他一再向司马昭进谗言，直接导致嵇康死于非命。

作家们地位提高了，就有利于文学的繁荣。一味崇拜富豪，大家都急功近利，忙于求田问舍，文学是肯定繁荣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