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钱锺书手札《数寄诗来札》。

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作家书画院主办的“字响调圆：龙榆生藏现当代文化名人手札展”近期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与观众见面。没有热闹的开幕式，一件件仅如杂志大小的展品安安静静陈列，视觉冲击力远离这里，展厅质朴，不见时尚。显然，这是一个不在观赏上做文章的展览，橱窗中的老照片、手稿，与四壁悬挂的手札，要求参观者阅读。可以阅读的展览不多，这个“手札展”是其中之一。

曾几何时，展览愈发强调“视觉冲击力”，展品越来越大，展馆越建越高，展出的作品越来越多。如此追求“规模”效应，浪费是免不了的，观众的审美疲劳也难以避免。认识到“视觉冲击力”的短处、“规模”效应的局限，我们对展览文化内涵的挖掘有了新的理解和认知——审美是不论大小的，一首唐诗、一本红楼梦，给读者带来的审美愉悦难分伯仲。同样的道理，缺乏文化内涵的展览，不管“视觉冲击力”有多强，看了，也是一声叹息。

“手札展”的策展基调，首先是关注展品的文化价值，其中包括史料意义、书法特点，以及笺纸的制作、印章的使用等。龙榆生1902年4月26日出生于江西万载，1966年11月18日病逝于上海，系当代著名学者、词人。其词学研究成就与夏承焘、唐圭璋并称，与彼时的学界精英、文坛俊杰手札往来甚多。当然，不是每一通手札都有展览价值。本着去粗存精的选稿态度，我们把目光停留在现当代创作成就巨大，并对今天的学术、文学、艺术依然具有影响的名人的手札上。陈三立、黄宾虹、张元济、叶恭绰、马一浮、沈尹默、吕碧城、谢无量、萧友梅、周作人、陈寅恪、郭沫若、叶圣陶、徐悲鸿、刘海粟、丰子恺、俞平伯、夏承焘、傅抱石、潘伯鹰、赵朴初、钱君匋、钱锺书、赖少其等人，要么是文坛领袖，要么是学界巨擘，要么是书画大家。他们的文学著作依然是当下的阅读选择，他们的学术著述还是绕不过去的存在，他们的书画今人依然临摹。把他们的手札请到展馆，与读者见面，既是感受杰出文化人一唱三叹的文笔，也会在他们典雅的书写中，体会到书法艺术的风华。

传统手札不同于现代信函。前者有复合型意义，后者的功能相对单一。既然存在着复合型意义，那么对手札的认识与理解，就有社会属性，就有文化内涵。手札，也称书札、尺牍，称谓繁多，预示着手札外延的宽阔性和多义性。民国时期的教育，设有“尺牍”科目，有尺牍结构分析、尺牍写作训练，还有对尺牍作品的学习。中国的优秀文章，许多是以尺牍形式写成的，也许一挥而就，也许精心构思；也许书文一体，也许有文无书。

承载学界、词坛盛名的龙榆生，以手札与那一时代的同仁联系，延续着一个绵长而坚硬的传统。学士、文人，与士大夫的身份转换，丰富了社会文化信息，因此，手札往复，陈述的不仅是私谊，也是一个阶层、一种眼光的认知。陈三立手札，弥漫战争硝烟，日寇侵略上海时的忧愤，清晰可感。叶恭绰关心词学研究，诗书修养深厚，自然惦记龙榆生的命运。丰子恺在《光明日报》看到论述词学的文章，嗅到了什么？他寄给龙榆生的剪报，是宽慰，还是寄托？马一浮与龙榆生切磋古典文学，兴致勃勃，其间的信息，透露了文化精英不悔的理想。陈寅恪的冷寂与闲雅，难以排解的冲突，复杂的心绪，可触可摸。黄宾虹谈画，依旧不忘诗文，驰骋宣纸上的画笔，能够听到诸子百家的言语。钱锺书把心里话放在诗中，然而丝丝冷意，于字里行间隐现。周作人与龙榆生的手札近百通，足见他们的交情之长、感情之深……

传统学士、文人，都有一副好笔墨。龙榆生藏现当代文化名人手札的作者，是理性缜密的饱学之士，更是闻名遐迩的书法家。黄宾虹、叶恭绰、马一浮、沈尹默、谢无量、郭沫若、叶圣陶、徐悲鸿、沙孟海、赵朴初等，可以当之无愧地进入中国现当代著名书法家的行列。他们留下的手札，也是现当代的优秀书法作品。这是书法的传统，经典书法作品，以手札身份存世，并引领我们学习，早已经成为不可更改的文化现实。

手札是阅读的。无论是在案头，还是在展馆，面对先贤书文一体的手札，我们的智慧都能够得到锤炼，我们的审美都可以得到提升。手札，对我们的考量具有双重性。正如展览前言所述：“往来信函，讨论社会问题，交流吟诵诗词之道，切磋读书体会，言述离别思念之情。古雅或简逸的书法，沉郁或诙谐的文辞，描绘出中国传统文人之间的往来图景。在学问中沉潜，在诗词中言志，以手札为载体，以诗笺为纽带，维系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信念和文化趣味。”这是不是“手札展”与其他书法展的区别？是不是“手札展”特有的美学语言？回答是肯定的。

作为策展人，我的内心也感到一丝酸楚。眼前的手札，代表着漫长中国历史中最后一批恪守传统规则的手札。以后流行的是现代书信，是Email，是短信，不断颠覆着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方式。而约定俗成的手札，颇具节奏感的平阙，本身就是一幅版画的笺纸，便在当下学者、文人的生活中几近消失。我们对信息化拍案击节，又为信息化对文明生态的消解深感痛心。这是悖论。“手札展”，恢复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深情记忆，也是对这个悖论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