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的韩国人朴济英，如今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我是老望京了”。在这块被称为“中国韩国城”的北京最大韩国人聚居区里，韩国人人数最多时超过5万。

望京有闪着中韩字体的彩色霓虹灯箱、韩国企业云集的大厦、最正宗的韩餐馆。在街上，人们已经很难从外表分辨路人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

超市里，六神花露水和韩国空气清新剂整齐地码放在一个货架上；芝麻叶和香菜这两种基本不会在对方菜谱上出现的香料，也乖乖地躺在同一个冷藏柜里。

中心广场上孩子在嬉闹，年轻的韩国母亲用不熟练的中文，和中国大爷大妈聊着天。

如今，这种平静正在被打破，一些改变若隐若现。

在乐天超市望京店，一个工作日的午后，门前停着警车，超市里安保人员多了一倍，清空的货柜上少有韩国品牌的食品，戴着“安全员”袖章的员工比顾客还多。

两周前，一位刚毕业的韩国留学生，本打算在中国找工作，却临时改变计划，改签了第二天的航班，一刻不敢停留似地飞回了自己的国度。

这一切，都让朴济英担忧：“中韩关系就像一壶水，烧了半个小时才能热，碰到凉水又迅速凉下来了，不知何时才能再热起来？”

平静，不平静

3月中旬开始，朴济英发觉自己“享受”了一种“特殊待遇”。

他在山东某学校兼任外籍教授，每周往返于北京和山东。当他上完课乘坐高铁返回北京时，收到问候短信“你安全离开了吗？”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变成了“特殊保护的重点”。

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在他近九成都是中国人的朋友圈里，开始传播一些他称之为“非正常的视频”，其中一些还带着对韩国人的谩骂和暴力。

他担任副会长的民间组织“中国韩国人会”也收到一些韩国人的咨询，尽管担心人身安全的还是少数。

直到这时，这位年过半百，中文标准的韩国人才开始担心起来。

在北京留学14年的成英善，也接到了母亲焦急的电话。

上一次令母亲如此担心的，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当时他被催促赶紧回国时，还奇怪地问为什么。母亲说，“不是有地震吗？”他有些哭笑不得，“很远，比韩国都远”。

“再远还是一个国家里面发生的事。”母亲还是放不下心。而这次，尽管嘴里说着“没事，没事”，但他并没有让母亲信服。

而在兼职韩语教师的学校里，中国学生也焦急地向他询问：“现在可以去韩国吗？”

一位韩国朋友告诉成英善，“现在拦出租车，以前他们会问你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是日本人的话就拒绝，但是现在换了，变成韩国人。他们不会不让你坐，但会特别认真地讲道理。”

一开始他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但令成英善感到尴尬的是，他的中国朋友看到相关的新闻，都会在第一时间转发给他，有人还会问，“这是真的吗？”

朴济英认真看了下微信里的一些视频。尽管他说，一看就是“找人演的”，“故意商业炒作的，”但他还是承认“老百姓看了，很容易激动”。

面对记者，他并不想谈到太多关于这次的争议。

“虽然目前在北京的韩国人没有那么大的情绪，但是时间长了肯定会有压力。”尽管朴济英努力安慰着那些前来咨询的韩国同胞，但还是隐约担心。

神奇，不神奇

这场低气压源自3月上旬。

在中国经商多年，朴济英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新闻，感受气氛的变化。然而这次还是让他感到不解。“中韩建交25周年来，头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真是有些尴尬”。

作为较早进入中国的留学生，朴济英见证了中韩关系“热”起来的过程。

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正式建交。1994年，朴济英来到北京。当时赴中国留学的韩国人并不多见，在北京的韩国人也比现在少得多。

朴济英因为“中国文化最深的是哲学、历史和中医”，选择进入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学。

两年后，他将妻子和两个孩子从韩国接来，两个孩子在北京长大，接受了中国学校的教育。“我的半辈子都在中国生活，比较旺盛的时期都在中国。”

那时的中国，在大多数韩国人眼中，是一个在历史课本上“红色”的“神秘国度”。

和朴济英几乎同时进入中国大门的，还有去北京大学攻读历史学学位的留学生具滋元。

当时，他们脚下的望京全是一片绿地，没什么高楼，只有机场高速公路。晚上8点，马路上大巴都没有了，当时没有四环路，公交车也要换好几趟，各方面设施都没有，买东西也是到百货公司。

具滋元惊讶地看见马车和奔驰汽车一起奔跑在北京的大马路上。他眼中的中国，有着两个时代的重影——“19世纪和20世纪共存”。他感慨：“中国真是一个神奇的国家。”

在朴济英的中医专业，班上韩国留学生占外国留学生的绝大多数，30个外国留学生，26个是韩国人。

刚刚开放的年代，尽管学校规定中韩两国学生不能互访宿舍。然而还是有很多中国学生去韩国学生的宿舍，给成绩赶不上中国学生的韩国人辅导功课。在当时，韩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给韩国学生补课1小时15元，对中国学生来说，是很大的经济补贴。中国老师那时工资也不高，不到1000元。

随着经济的发展，2000年年初，当成英善来中国时，他成为4万余名韩国留学生中的一员。当时正是中韩双边贸易增长最快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