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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智锋:当代中国需要怎样的传媒研究

2017年04月06日 09:39 | 作者:胡智锋 | 来源: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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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研究是大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客观需要,是传媒行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传媒学术发挥独特价值与影响的直接需要。传媒研究者要以正确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担当起大国责任、行业责任、学术责任,生产出有高度、有广度、有深度的研究成果。

首先,传媒研究要对接国家战略,要有大国文化的价值担当。全世界的传媒研究,仔细看都不可能脱离所在国家、民族的战略需求。美国的传播学在20世纪初至40年代快速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出于战争的需要,怎么快速地瓦解敌人、消灭敌人,需要揣摩敌人的心理喊话,所以美国发明了“魔弹论”等理论,其实都是为战时需要服务的。可见,美国的传媒研究建构在国家的战略需要和意识形态基础上。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传媒研究与国家战略对接的诉求格外强烈。文明时代大国竞争靠的是综合实力,其中最重要的是核心价值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作用至关重要,而传媒研究又是重中之重,它为国家战略层面的价值体系提供支撑。传媒发展可以无国界,但传媒学者、传媒研究一定是有国度的。中国传媒研究要实现本土化,首先就要与国家的战略需求对接,这是大国的文化责任和学术担当。

其次,传媒研究要对接行业发展,要有理性思考的价值担当。我们有庞大的传媒行业,传媒学术一个突出的特质,就是它的应用的特质和意识形态的特质。比如,关于新闻专业主义和传媒属性的论争,关于传媒的社会责任的研究,关于传媒内容生产和运营研究,等等,无不呈现出意识形态的特质。传媒研究对传媒行业应该有一种价值担当,也就是说传媒研究要引领传媒行业的发展,承担起意识形态建构的职责和功能。当然,这并不是说,传媒研究简单地做一个传声筒,传媒研究需要在独立性和应用性之间把握好分寸。我们常说,“热运行”和“冷思考”,广播电视、报刊网络、通讯社等行业发展潮起潮落,传媒研究要进行深层次、批判性的反思和探究。比如,关于传媒产业化、市场化、娱乐化等热运行的现象,也是传媒研究冷思考的命题。

再次,传媒研究要回归学术本体,要有“双主体”建构的价值担当。所谓“双主体”,一个是传媒学术的主体,另一个是中国传媒的学术主体。这些年,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叫做“新闻无学”,就是说在人们眼中,新闻没有什么真正的学问。为什么会有这种认识?归根结底还是传媒自身的学术主体性不足,因为大量的传媒研究是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社会学、政治学的观点和理论,构不成独立的学术主体。传媒研究要建立学术的主体性,就要有一套自己的核心概念和话语体系,才能摆脱对其他学科的依附。中国的传媒学术研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个阶段的传媒学术话语体系主要是模仿前苏联。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引进和模仿美国为主导的一套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特别是美国传播学。第三个阶段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这些年,我们正在建立中国特色的传媒学术话语体系。这个阶段是在前面两个模仿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样的建构是非常关键的。

从全球视野看,传媒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两类,一类叫做人文的方法,亦称质化研究;一类叫做科学的方法,亦称量化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应该说各有特色,比较而言,20世纪50年代前,人文研究或质化研究占主导地位;50年代后,科学研究或量化研究逐渐占上风。无论是质化研究,还是量化研究,都涌现出一些大的学者和学术宗派。两类研究方法不是非此即彼、互相排斥的关系,相反好的研究应该是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今天适当的量化研究还是非常需要的,不过最近20年量化研究有点过剩,质化研究需要我们关注。

传媒研究需要平衡学与术的关系。我们提倡“有学有术”的研究,即“学”与“术”俱佳的情形。这需要研究者有极高的学问、学养、学识,有丰沛的学术素养积累,同时又能够审时度势,深刻观察传媒与社会变迁,通过恰当的方式和路径,完满地将学术思想呈现出来,产生正向的学术功能与价值。

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我总结有四个特点:“有种”“有货”“有料”“有趣”。“有种”,指的是研究有胆识、有担当,研究者有使命感、责任感,有敢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怀。“有货”,指的是成果有见地、有思想,有学理创新。在传媒学术研究中,真正达到这个标准的成果并不多见,这有赖于传媒研究者的深度把握能力与表达能力。“有料”,指的是成果有材料、有案例、有丰富的内涵,包括新材料的发现,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也包括表象背后的故事挖掘等。“有趣”,指的是成果表达生动、逻辑清晰、行文酣畅、富有趣味。

在传媒研究中,要力避“炒冷饭”“掉书袋”“赶时髦”“不到位”四种不良现象。“炒冷饭”,指所写的文章话题陈旧、太过常识性。如果研究者没有新的见解、创见,只局限在老话题、老领域、老方法、老材料、老观点上,这样的成果显然没有太多价值。“掉书袋”,指所写的文章材料堆砌,通篇都是引用,缺乏研究者自己的角度和自己的创见。“赶时髦”,指所写的文章急功近利,热衷追随当前学术话语中的时髦词汇,对这些新名词、新概念进行简单拼接与包装。“不到位”,指有些传媒学术研究缺乏深厚的学术根基,命题缺乏针对性、阐述无逻辑,使成果质量大打折扣。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据作者在3月30日“艺咖有约”学术讲座的演讲整理。)

编辑:邢贺扬

关键词:胡智锋 当代中国 传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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