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自皇帝而下，喜好文学，揭开了中国少数民族大量进行双语创作的序幕，这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的一大变局，中国文学史的多元并蓄局面从此逐渐走向兴盛，尤其是他们的汉语文学创作，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大特色和亮点，为发展和繁荣中国文学作出了较大贡献。元明之际，契丹人完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列，明代以后史籍，几乎见不到有关契丹的记载，契丹文学至此即告结束。不过，契丹作为一个民族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其族群创作的文学作品却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别具风格，值得我们重视和珍惜，并认真加以整理、继承、研究。

近百年来，对契丹（Khita或Khitay）民族、语言、历史、考古、民俗等领域的研究已成为国际性课题，对契丹大小字的解读甚至成为世界“绝学”。但与上述领域相比，学术界对契丹文学的研究则显得略微沉寂。从查阅文献资料的情况看，截至目前，国内外没有一本专门的《契丹文学史》著作；已经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著作，对契丹文学的论述也比较少；相关学术论文虽有一定的数量，但分量与影响仍显不足。

契丹文学可分为口头流传文学、契丹语书面文学、契丹作家创作的汉语文学以及翻译文学。综合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大体可分为五类：一是契丹口头流传文学研究，这一研究近于神话传说和史诗研究，主要有日本学者蒲田大作《释契丹古传说——萨满教研究之一》。二是契丹语文学研究，主要有苏联学者B.C.斯塔里科夫《论契丹文学》、周惠泉《论辽代的契丹文文学》两篇论文，其中斯塔里科夫的研究极有价值，他根据出土的契丹大小字文献研究出契丹墓志诗的韵律和结构。三是契丹族作家研究，主要有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和《耶律文正年谱余记》、陈垣《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异趣》和《耶律楚材之生卒年》、刘晓《耶律希逸生平杂考》、澳大利亚Igor de Rachewiltz《A NOTE ON YELV ZHU耶律铸AND HIS FAMILY》等论文，以及刘晓《耶律楚材评传》、日本学者饭田利行《大蒙古禅人宰相耶律楚材》和杉山正明《耶律楚材とその时代》等著作，在这些研究成果中，王国维和陈垣卓为大家，有拓荒之功；日本学者的研究角度新颖、爬梳详细，发人深思；刘晓则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多所开拓，亦有不少创见。四是契丹族作家汉语文学及翻译作品研究。契丹族作家汉语文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晶《论辽代契丹女诗人的创作成就及其民族文化成因》和《耶律楚材诗歌别论》、别廷锋《辽代契丹族文学概说》、查洪德《耶律楚材的文学倾向》、李军《论耶律铸和他的〈双溪醉隐集〉》、白显鹏和于东新《论金代契丹族耶律履父子词》等；翻译作品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陈重和米有华《试谈辽代长诗〈醉义歌〉》、周惠泉《辽代契丹文文学的代表作：〈醉义歌〉》等。五是相关的文学史著作，主要有张晶《辽金诗史》和《辽金元诗歌史论》、罗斯宁和彭玉平《宋辽金元文学史》、黄震云《辽代文史新论》和《辽代文学史》、杨镰《元诗史》等。这些文学史类著作虽然研究比较全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其并非契丹文学专论，且未关注耶律铸、耶律希逸、耶律希亮等许多契丹族的重要作家。

从契丹作家创作文学的特点看，第一，契丹作家多以对中国正统和中华文化的认同为创作思想基础。略举二例：第一例见于《辽史·耶律倍传》，辽太祖欲祭祀有大功德者，大臣提议祭祀佛，太祖否定曰：“佛非中国教。”太子耶律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十分高兴，立即下令建孔子庙，并诏皇太子春秋释奠，可见辽太祖与太子均认同辽乃中国之一部分，认同儒家创始人孔子及其思想。另一例见于《辽史·世表》：“故君四方者，多二帝（按，即黄帝、炎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辽史》最初的史料来源是耶律俨的《实录》，耶律楚材家族的耶律履、耶律铸等人先后参与纂修，该书最终成于元代脱脱等人之手。既然契丹人称自己为炎帝之后，可见他们完全认同自己华夏后代的身份。在很多契丹作家的诗文著作中，多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著作诗文多求经世致用，且多秉持“天下一混车书同”的思想，辽代皇帝曾下诏“听契丹人与汉人通婚”，以平常心看待民族融合，故其诗文往往不分彼此，民、汉作品思想内容并无差别。

第二，使用双语进行创作。辽金元皇宫朝廷中官员的交流与交往、民间的交流与交往，必定是双语状态。《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的编撰者意识到了这一点，专门在《导言》中撰写了《多语状态》一节，认为：“在这些外族人中，那些亲汉人的知识分子精英不仅经常不断地学习用文言写作的高深技巧，而且持之以恒地努力把汉文文献通过翻译介绍给他们的同胞。”从现存的契丹诗文来看，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部分出土墓志正面和背面的契丹、汉字双语志文。

第三，女性文学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史上，契丹女性文学可算是独领风骚。查古代史籍，懂汉语的少数民族女性数量极少，能进行文学创作的，更是凤毛麟角，这大约与她们缺乏学习教育机会有关。相比而言，契丹女性无论在接受艺术教育、汉语学习，还是在参与文学活动乃至创作方面，都更加开放和主动。在辽代契丹女诗人中，有两位被写入中国文学史教材，一位是萧观音，另一位是萧瑟瑟。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评价说：“辽诗中最能见出特色，也最能动人心弦的当是契丹女诗人萧观音、萧瑟瑟的作品。”尤其是萧观音，因其文学成就较高，1986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于辽代作家中仅列其一人，能够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可谓实至名归。

（作者：和谈，系新疆大学学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