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晚年的文学写作属于典型的“休闲写作”。他曾用这样一段话表明他在创作时所享受到的快乐，“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是最充实的时候，也是最快乐的时候。凝眸既久，欣然命笔，人在一种甜美的兴奋和平时没有的敏锐之中，这样的时候，真是虽南面王不与易也。”汪曾祺的绝大部分作品写于他60岁之后，他在文学写作中寻找人生快乐之余，也将生命的快乐通过他的文字传递给读者，创作者写得开心，阅读者也读得高兴，将他该期的文学创作称之为“休闲写作”，实在是名副其实。

作为一名作家，汪曾祺对于写作有着独特的认识。“因为生活以及休闲的目的不仅是自我表达，也是自我创造，生活本身就是创造活动。”汪曾祺晚年的写作是一种典型的随心、随性、自由而充满创造性的活动，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表现出来：

1. 讲求创作的随意性，即强调创作者自由、富有创造性的写作。汪曾祺认为，写诗作画，主要靠情绪，不能全凭理智；文学写作也大可不必紧跟时代潮流，而应有写作者个人的想法，即“个人的情绪”。也正是因为如此，与同期众多作家的文学写作相比，汪曾祺的写作多了那么一份自由与闲情。他的小说和散文，多写市井百姓的生活与各地的风俗人情，其文字处处呈现出生命的情趣。

在创作技法上，汪先生也是自成风格。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他都主张文章结构的“随便”。“我认为散文写作的大忌是作态，散文写作是可以写得随便一些的。……散文总有点见识，有点感慨，有点情致，有点幽默感。”“生活本来就是散散漫漫的，文章也应该是散散漫漫的。”在他的散文作品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有意思的“闲笔”，如在《金岳霖先生》一文中，作者由金先生在西南联大时的着装，讲到闻一多先生当年所穿的灰色旧夹袍，紧接着，又写到闻先生穿着这件旧夹袍在龙绳武家大骂蒋介石之事。其实，这件事与金先生毫无关系，完全可以不写，可作者这看似无意的一笔，却在暗处里折射出了他对一多先生刚正不阿的美好品格的敬仰。

另外，汪先生还讲究散文、小说、诗歌各种文体创作特色的相互渗透。小说散文化、散文诗化、散文小说化，对文体边界的模糊和有意味的文体跨界，形成了汪曾祺文学创作的独有风格。他在文学写作的过程中追寻着个人的创作自由，也在寻找着人生乐趣。

2. 强调文艺作品对读者的愉悦和引导作用。汪曾祺的休闲写作不仅仅是为了提升自己与发展自己，也不仅仅是为了追求个人的生命自由与快乐，同时也是为了读者的自由与快乐，它们还在无形之中影响着读者关于生活与人生的思考。

汪曾祺是一个非常强调文艺作品美感教育功能的作家。“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让他们认识到生活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这样他就会觉得自己也应该获得更好一些，更高尚一些，更优美一些，更诗意一些。”“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的，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

汪曾祺所主张的“美”，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生命美，又是一种与人为善、物我同春的和谐美。他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长大，珍爱自然界的一切生命。《草木鱼虫鸟兽》《昆虫备忘录》……每每读起这些作品，读者就会被其对自然生命的热爱之情所折服。他写人与自然的和谐，他也写人与人、人与生命的和谐。在他的小说《异秉》《受戒》《岁寒三友》《故里三陈》《鉴赏家》《薛大娘》等作品中，他写到众多市井百姓平凡而又崇高的世俗生活。他采用散文化的笔触、将普通百姓在困苦生活中求真、求善、求美、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展露无遗。人世生活中的美好与和谐一一呈现于笔端。他在书写生活的同时，也在净化、感动着读者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