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点尚未消

“就像紧紧咬合的齿轮，《反家庭暴力法》要运转流畅，少了谁都不行”

陪赵小月在派出所做笔录，湖南省妇联的工作人员窝了一肚子火。

赵小月已被吓破了胆，提出只想赶快离婚，不打算再追究男方责任。妇联工作人员和法律援助律师忍不住提醒几句，不想引来民警不满。他们搬出《反家庭暴力法》，但民警的回应更堵心，“我不知道这个法。”

这般遭遇虽是极个别，却也投射出《反家庭暴力法》落地的不易。宣传培训的不足，制度衔接的不畅，多部门联动机制的不健全，导致被寄予厚望的《反家庭暴力法》施行中坎坷不断。

告诫制度实施以来，陶品所在的派出所一共发了7份告诫书，其中5份起了作用。陶品坦承，越到后面，告诫书发得越谨慎，“一是法律规定告诫书可以作为法庭证据，但家暴认定起来有难度，担心告诫书发出去要承担法律后果，比如施暴方不认可，有可能起诉公安机关；二是怕发了作用不大，影响法律的权威性。”

欧阳艳文认为，告诫制度的立法初衷是震慑，从法律上来说效用不如人身安全保护令。“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是有责任的，而违反告诫则没有责任。最好是赋予告诫制度一定的处罚性质，以便更好地对接《治安管理处罚法》。”

看似效用更大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也有现实的困境。

有一个案件，让刘群颇为无奈。人身安全保护令发出后，施暴者继续施暴。经过鉴定，受暴者的伤情已经达到轻伤程度。按照法律规定，施暴者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公安机关和法院却产生了意见分歧：公安机关认为，法院已经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应由法院直接处置施暴者；法院则认为，应按照公安机关立案、检察院提起公诉的程序，走刑事诉讼程序。

法官面临的现实困难并不止于此。湖南省高院研究室副主任黄燕说，员额制改革后，法官的绩效考核与办案直接挂钩，办理包括家暴案在内的家事案件耗时费力，还不受关注，如何调动和保护法官的积极性，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此外，家暴案件不适用一般的审判思维，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丰富的社会经验等等，不少法官反映，自己愿意做，但有心无力。

刘群举了一组数据：在担任家事庭庭长之前，她所在的民一庭全年办案数量6000多件，其中家事案件也就占1/10。这几年，家事案件总量相对稳定，其他案件数量却在快速攀升。矛盾显而易见——人少案多，法官的精力必然被其他案子牵扯；若家事法官专业化，绩效考核的指挥棒又对其不利。

更薄弱的环节，则是对家暴当事人的心理干预。

“我就是为了报复他。”说这句话时，张小荣（化名）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被打毫无征兆，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能成为丈夫李伟（化名）打她的导火索。常年在家里得不到温暖，怨气找不到出口，她便发泄到5岁的女儿身上，有一次门牙都让她打掉了。“老公爱女儿，我打不过他，只能打女儿，让他尝尝伤心的滋味。”

李伟的母亲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听说儿子家暴，上来就是两个耳光，罚跪反省。这种“惩罚”，在李伟的经历中早已是常态。从小耳濡目染，他在潜意识中已经接受了暴力逻辑。

“施暴人有时也是受害人，这种代际传递值得关注。”邱梦丹说，家庭暴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习得，社会危害性大，“家暴中的目睹者，即便不会成为未来的施暴者，但心里留下的阴影可能终生难消。”

长沙市妇联权益部副部长李万锋提出，反家暴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文化、社会性问题，“现实中的痛点，正体现出社会力量介入的必要性——不仅是人手力量上的弥补，也是角色扮演上的补位。就像紧紧咬合的齿轮，《反家庭暴力法》要运转流畅，少了谁都不行。”

社会组织的培育壮大，仍需时日。在湖南，即便是社会组织发展状况相对较好的长沙，也远未达到理想程度。以鑫晨社工中心为例，专业社工仅有1人，一年的个案服务数最多不过30余件，而咨询量却多达1500余次。以此测算，家暴干预的社工人手远远不够。

即便现实和理想仍有不小差距，《反家庭暴力法》还是让社会各方真正动了起来。正如欧阳艳文所说，“《反家庭暴力法》给了公权力足够清晰的法律依据，让受害者有了维权意识，也使得基层民警、社区工作人员、法官乃至普通人明白，家庭不是法外之地。”

在社工和省、市妇联的帮助下，赵小月眼下转移到一个庇护所，静待法院的离婚判决。彻底走出阴霾或许需要时间，但生活已然翻向新的一页。

制图：李姿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