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之外”展览现场 新华社记者 邵瑞/摄

艺术之为艺术的境界，当然会有传统和当代的形态之异，但“批判性”只是一种艺术功能，而非艺术的终极品质。

当代艺术的多面性本身，不仅模糊了当代艺术的概念，而且也动摇了所有试图准确定义当代艺术的努力。鉴于此，很多关于当代艺术的解释，其终点处只能在言说体例上以传统哲学最为经典的话语模式，比如“道可道，非常道”来聊以自慰。然而，这种概念的不确定性，恰恰撕开了艺术家多维想象的艺术空间，这也是名目繁多的当代艺术得以名世的理由。如果稍加留意，不难发现，在众多当代艺术作品中，批判性是其非常重要的一根拐杖。具体艺术创作中，哪怕缺少现实对手，也要想象一个风车来决斗。否则，不是观众乏味，而是很多名之为当代艺术的作品本身开始苍白。因此，我想谈谈真实以及想象出来的所谓“批判性”。

批判性是指富于洞察力、辨别力、判断力，还有敏锐智慧的回顾性反思。在哲学中也叫“斗争性”，即对现实保持一种质疑的态度。本文的“批判性”概念主要指其“质疑的态度”这一维度。

最近，在西安美术馆开幕的“城墙之外——2017西安当代艺术展”，基本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及策展思路的一个侧影——强调批判性。从展览的展题——“城墙之外”，不难发现，这个题目实际上是以方位区隔来表白自己的艺术立场——超越传统或另起炉灶。在这里，“城墙”是具有广泛意义的词，它寓含传统、古代皇权、体制以及固步自封等多种意义。而“城墙之外”这一现实或想象的位置评估，首先在语意借用转换中完成了批判、超越、突破、创新等当代艺术中最常见，也最拿手的华丽动作。于是，一个带有诸多“漂亮”动作的展览，在以古城墙为标识的西安，便可能地具备了开天辟地的意义。

然而，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我们知道，“批判性”本身并不必然具备先进性。它不是评判艺术高低的尺度，而是关于艺术的某种思想。它可以高高在上，也可以一文不值。真正关乎艺术本身价值高低的还是境界。艺术之为艺术的境界，当然会有传统和当代的形态之异，但“批判性”只是一种艺术功能，而非艺术的终极品质。如果当代艺术无法在城墙之内而只能在“城墙之外”施展手脚，那么，这样的当代艺术及其批判性未免太弱。

我们看到，从延安木刻到现代艺术大展，再到当下形形色色的当代艺术，很多艺术家都借助特定的历史机遇，将自己化装成“批判性的”艺术家，并试图借助这种装扮完成某种使命。这其中，有些的确歪打正着地实现了，但那是艺术作为手段的结果，不是艺术本身。在传统型艺术中，技巧和手法总是被强调。而当代艺术更强调创意，具体的技巧和手法往往不被重视。然而，正是在这里，很多当代艺术作品的批判性往往因其自身粗糙而弱了力度。批判性，重要的不是态度，而是能力。

由于批判性本身的特立独行的意味，强调这一特性的当代艺术很容易裹挟杂耍和江湖义气，把寻找艺术可能性的学术动作简单化。

同样是由于批判性的强调，传统往往成为替罪羊。信息社会，无论城墙，还是城墙思维，对于任何艺术的发展，都不可能成为阻碍。以“城墙之外——2017西安当代艺术展”言，不是没有让人心亮的作品，而是这些作品都和“城墙”无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件高超的当代艺术品，首要的不是针对什么，而是内心深处的自言自语能否自成一说或自圆其说。

在谈论当代艺术品性时，中国特色或中国经验也在批判性中被强调。对此，蒋原伦先生有精彩论述。他说：“纯粹的中国经验是什么形态呢……是张艺谋式的，徐冰式的，还是蔡国强式的？个人经验是十分具体和感性的，它与艺术家的家世背景、个人气质、文化修养和成长环境有着密切而牢固的联系，而中国经验则是抽象的、具有形式化意味的对象。如果说我们把徐冰的《析世鉴》或蔡国强的一系列爆炸装置由个人经验上升为中国经验的典范有着相对充分的理由，同时还应该考虑到他们恰恰是中国当代艺术家中对西方的艺术情形了解得比较多的一群。与在国内的一大批当代艺术家相比，是对西方艺术的相对熟悉救了他们，而不是所谓的中国经验成全了他们。”这段论述，从另一个方面指出，在语码意义上，基本上是合二为一的城墙和中国经验，都可能成为潜在批判对象或批判性本身。它依据不同的历史情境，既可能是矛，也可能是盾；既可能是内容，也可能是手段。这种两可性，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不彻底性。而这种依据历史情境而变化的不彻底性也是其历史局限性。

关于当代艺术，会有很多话题，灵气与机灵；批判与超越；匠人与哲人；智性与感性；文字与图像，等等。但是，当一个展览或一种力量，把意识形态的批判性或针对性视为一种艺术的尺度时，在其发生之初，就有了历史局限。由于这种局限，一些具备自身当代意义的作品，反而耗损了自己的当代纯度，比如景柯文、何军、郭燕、蔡小华等人的作品。

当代艺术有综合、并列、拼贴等创作手法，但所有的手法都是为了维护艺术的品质，而不是凑数，赶场，虚张声势。任何时候，艺术最为可贵的品质，都是艺术本身的纯度，而非其他的东西。

（作者张渝 为陕西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