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方面有一段最重要的论述，见于他1908年8月发表的《文化偏至论》。鲁迅写道：“中国在今，内密既发，四邻竞集而迫拶，情状自不能无所变迁。夫安弱守雌，笃于旧习，固无以争存于天下。第所以匡救之者，缪而失正，则虽日易故常，哭泣叫号之不已，于忧患又何补矣？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于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顾今者翻然思变，历岁已多，青年之所思惟，大都归罪恶于古之文物，甚或斥言文为蛮野，鄙思想为简陋，风发搪起，皇皇焉欲进欧西之物而代之……凡所张主，惟质为多，取其质犹可也，更按其实，则又质之至伪而偏，无所可用。”

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任何思想都要合于中国国情，用于实践确有成效，要在这样的前提下建设新的中国文化（“新宗”）；二是这样的新文化一定是继承了中国固有之历史文化的，与悠久的传统血脉相通，因此能够凝聚人心，传之久远；三是“欧西”（西方）的东西情形复杂，有不适合于中国的，而好的东西一定要拿来为我所用——“取今”是为了“复古”，用来为伟大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服务。

“欧西”（西方）的哪些东西是不合中国国情的？当时鲁迅主要讲了两条，一是只追求物质文明，不重视精神境界的提高：“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损，旨趣流于中庸……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灵性之光，愈益就于黯淡。”二是西方的选举政治。鲁迅认为那种民主并不高明，“见于西方者不得已，横取而施之中国则非也”；而所谓议会则无非是“将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特以自长营膰，当列其班，况复掩自利之恶名，以福群之令誉”。这些想法很能体现青年鲁迅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深刻思考。

当然鲁迅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对他心目中的“新宗”和“人国”提出更具体的意见，因而不免有些空想的色彩，但他否定了“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的流行思潮，是无比深刻的。中国历史后来的发展充分证明了鲁迅这一思想的预见性和深刻性。

鲁迅强调中国应当走自己的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社会，并且惟其如此，就要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鲁迅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又一向强调采用“硬译”的方法，严防思想走样，产生误解。鲁迅赞成将外国的可用的思想中国化，但这种“化”绝不是一个译者就能完成的，而应当在充分研究深入思考之后，在从事了大量的实践之后。洋为中用需要一个过程，不能指望立竿见影，译者只要译得准确、以供大家参考就好。这也正表现了一种文化自信，不管是什么东西，我们都能消化。

鲁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渊博的知识，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早在五四之前，他从日本留学回国以后，就花大力气研究唐以前的小说，撰成《古小说钩沉》书稿一部，而生前始终没有出版；他又对绍兴地方历史文献做过细致的辑佚工作，博采穷搜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1915年用周作人的名义以木版印行，其中包括八部古代会稽人物传记与地记的逸文，即谢承《会稽先贤传》、虞预《会稽典录》、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贺氏《会稽先贤象赞》、朱育《会稽土地记》、贺循《会稽记》、孔灵符《会稽记》、夏侯曾先《会稽地志》。可见鲁迅对于乡土文化，对于历史传统，无比热爱和敬重。“穆然有思古之情”，正是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作出重大贡献的一大动力。

中华民族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传统，几千年来积累了无比丰富的精神遗产，作为代表五四文学精神的鲁迅非常重视继承这一伟大的血脉，具有坚定的文化自信，毕生奋斗，终于成了中国新文化的伟人。

（作者为扬州大学教授，鲁迅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