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醉驾入刑“松绑”的说法近日引发舆论的持续关注。前几日，最高法针对8种常见犯罪的量刑出台了指导意见，其中对醉驾“轻微”的作出如下表述：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最高法还决定，自5月起，在全国部分法院对危险驾驶等8项罪名的量刑规范进行试点，为期半年。

有媒体报道时冠以“醉驾不再一律入刑”的标题，从而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引发法律界的各种解读，网友们更是众说纷纭，看法各异。一部有关犯罪量刑的指导文件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响，这为近年所少见，热议程度堪比当年“醉驾入刑”的出台。

不争的事实是，自2011年“刑法修正案”将飙车和醉驾列入“危险驾驶罪”之后，“开车不饮酒，饮酒不驾车”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如今无论亲朋聚餐还是婚庆喜宴，只要有人以开车为由拒喝酒，人们大多予以宽谅，不再强行劝酒。而各地的酒驾和醉驾行为也大幅下降。公安部去年4月发布的数据显示，5年来全国共查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247.4万起，与法律实施前5年环比下降34%，醉驾更下降了38%。

显然，“醉驾入刑”为道路交通安全的提高贡献不小。而法律能如此短时间变为妇孺皆知的常识，成为社会的行为准则，很大程度上也在于法律的刚性与有力传播。尽管有专家称，当年法案推出时并未有“醉驾一律入刑”的提法，并称是媒体的一种误读，但当初的法律条文确实对“醉驾入刑”未附加任何条件，公安部下发的文件中，也确曾要求“从严掌握立案标准，对经检验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的，一律以涉嫌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可以说，正是这种严格执法确立了法律的威严与震慑力。

诚然，醉驾在现实中的危害确实差异很大，一些明显轻微的醉驾“一律入刑”也不合理。如广州去年就发生一起医生酒后由代驾送回小区，但代驾走后小区保安要求挪车，因现场无人相助，医生只得自驾，结果刮花两车，后医生被控罪，获刑并可能丢掉公职。经上诉后方免予刑责。类似案例在其他地方也发生过。因此，最高法对醉驾等犯罪行为的量刑予以规范和完善，是必要的，也于法有据。刑法总则中就有“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这也适用于醉驾等行为。

但是，民众的担忧与质疑也不可忽视。这不仅基于醉驾行为的潜在社会危害与风险，亦在于现实存在的选择性执法等诸种弊端。“当法律开了个小口，现实会不会破个大洞”的担忧并非毫无来由。更何况，既便在“一律入刑”的严苛环境下，仍有人铤而走险，而一旦有关醉驾“松绑”或是否入刑“可商量、可找关系”等变为现实，那么，醉驾行为会否大幅反弹，这确实不可掉以轻心。

从舆论的反应看，对醉驾从严执法显然是大众的共识。而且，醉驾入刑是一种预防性的惩戒方法，针对的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社会行为，有其特殊性。对这样的犯罪行为的量刑与处罚，必须考虑法规的任何变动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因此，试点时须进一步探讨完善相关法规条款，对具体执法与量刑应更加精准细化，特别是对自由裁量权的弹性空间要有制度制衡，以遏止可能产生的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